巴金著名散文摘抄三篇
巴金著名散文摘抄三篇
导语：巴金的真实观则更为直白的体现于他的作品之中。因为巴金不同于茅盾等作家完成作品时所具有的系统性和理论性，故而他的作品唯求“真”，以“真”动人，以“真”取胜。这里本站的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三篇巴金著名散文摘抄，希望你们喜欢。
一、《长夜》
我对着一盏植物油灯和一本摊开的书，在书桌前坐了若干时候。我说若干时候，因为我手边没有一样可以计算时间的东西。我只知道我坐下来时，夜色刚刚落到窗外马路上；我只知道我坐下来时，门前还有人力车的铃声，还有竹竿被人拖着在路上磨擦的声音，还有过路人的谈笑声。我坐着，我一直坐着，我的心给书本吸引了去。我跟着书本活了那么长的时间。我的心仿佛落在一个波涛汹涌的海上受着颠簸。于是我抬起头，我发见我仍然坐在书桌前面，这许久我就没有移动一下。
火在灯罩里寂寞地燃着，光似乎黯淡了些，我把头动了动，忽然发觉一堆一堆的黑影从四面八方向着我压下来，围过来。但是灯火发出一圈光亮，把它们阻挡了。我看见黑暗在周围移动，它们好像在准备第二次的进攻。
四周没有声息。我不知道马路是在什么时候静下来的。我注意地倾听，我很想听见人声，哪怕是一声咳嗽，一句笑语。在平日甚至夜深也还有人讲话，或者笑着、哼着歌走过马路。我听了片刻，仍旧没有声息。我奇怪，难道这时候醒着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为什么我四周会是死一般的静寂？
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的心里搅动，又仿佛有一股一股的水像浪涛似的在往上翻腾。我用力镇定了我的心，我把头再埋到书本上去。一条一条的蚯蚓在我的眼前蠕动。我抓不到一个字义。为什么?难道是黑暗伤害了我的眼睛，或者是静寂损坏了我的脑子？
我把灯芯转亮，我再看看四周，黑暗似乎略为往后退了，它们全躲在屋角，做出难看的鬼脸，无可奈何地望着灯光。
我又埋下头，而且睁大眼睛，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书本上。这一次蚯蚓停住不动了，它们变成了一行一行的字……
我进到了另一个时代里去经历另一些事情。
我觉得我自己站在一群叫嚣的人中间，高耸的断头机的轮廓贴在淡蓝色的天幕上，一个脸色惨白的年轻人带着悲痛立在台口，他用眼光激动地在人群中找寻什么东西，他的嘴颤抖地动了一下。一个少妇带着一声尖锐的哀叫向着台口扑过去，她仰起那张美丽的脸去承受从台上投下的眼光。泪珠沿着年轻人的脸颊滚下来。一只粗壮的膀子伸过来拉他，他再投下一瞥依恋的眼光，于是断念似的睡倒在木板上面。少妇伏在台阶上伤心地哭着。
悬在架上的大刀猛然落下。我的心一跳。应该听见那可怕的声音。鲜红的血溅起来。又一个头落在篮子里。那只粗壮的手拿着头发把这个头高高举起给台下的人看。惨白色面颜显得更惨白了。眼睛微微睁开，嘴半闭着。
我的心发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我似乎听见这一句痛苦的问话。
我吃惊地举起头，房里仍然只有我一个人。黄色的灯火孤寂地在玻璃灯罩里摆动，任是怎样摇晃，也发不出一点声音。背后墙壁上贴着我自己的影子，它也是不会发声的。窗外、门外，夜悄悄地溜过去。没有人从门缝里送进一句不等回答的问话来。那么又是我的心在说话了。但是会有人来给我一个回答么？
我等待着。这次我听见声音了。皮鞋的声音，一个男人的脚步。脚步声渐渐地近了。是一个朋友么?他在这深夜来找我谈什么事情?或者他真的是来给我回答那个问题的。
我激动地等待着叩门声。我几乎要站起来出去开门。但是声音寂然了。马路上静得好像刚才并没有人走过似的。我屏住气息倾听，没有风声，甚至没有狗叫。世界决不能够是这么静。难道我是在做梦?我咳一声嗽，我听见我自己的声音，多么空虚，仿佛响在一个荒凉的空场上。未必我已经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我摸摸自己的手，自己的脸颊，它们还是温暖的。我把手在桌上一击，响声立刻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可以相信自己还是一个活人。
灯光又开始暗起来。黑影也跟着在活动了。它们恢复了原先的阵地，而且进攻。灯用它的亮光抵抗，显得很吃力。我知道油快完了。我动动脚，想走去拿油瓶。但是一阵麻木抓住我的腿。这时我才注意到我的一双腿快冻僵了。我需要活动。我要表示我的存在。我还需要亮光。我跟麻木的感觉挣扎了一会，才缩回两只伸了好久的腿。我终于站起来了。
我打了一个冷噤。寒气似乎穿过衣服，贴到皮肤上来了。我的脚尖和腿弯微微发痛。手指也有一点麻木的感觉。夜一定深了。我应该上楼去睡。但是我不想在这个时候躺下来，我更不愿意闭上眼睛。我的脑子还是清醒的，我不愿让梦给它罩上一层糊涂。
我穿过包围着我的寒气和黑暗，走到厨房去拿了油瓶来给灯加了油。于是灯光又亮起来。这灯光给我驱散了黑暗和寒气。我听听四周。还是坟场上似的静寂。没有人在马路上走过。我失望地在书桌前面坐下，又坐在原来的地方。
我的头又埋在书上。慢慢地、慢慢地一幅图画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仍旧是那个断头台。两个少妇坐在阶上，身子挨得很近。一个埋着头低声在哭，另一个更年轻的却用柔和的声音安慰她。
“露西·德木南。”我听见一个粗暴的声音叫起来。那个年轻的少妇慢慢地站起，安静地把脸朝着人群。怎么!还是先前那张美丽的脸，还是先前扑倒在台阶上哀哭的女人。现在她神色自若地走上断头台去。她对自己的生命似乎没有爱惜，上断头台就像去赴宴会。平静的，甚至带着安慰表情的面颜是那么年轻，那么纯洁。一对美丽的蓝眼睛望着天空。巴黎的天还没有她的眼睛这么美!我想起一个人的话：“为了使你美丽的眼睛不掉泪，我愿意尽一切力量。”见阿·托尔斯泰(1883—1945)的剧本《丹东之死》(1923)第四幕。〖ZK)〗但是她也在木板上躺下了。
“铛”的一声，架上的大刀又落了下来。我不由自主地叫出一声“呀!”仿佛一滴血溅到了我的眼镜片上，模糊中我看见一个被金丝发盖着的人头滚进篮子里。
露西·德木南终于跟着她的丈夫死去了。那个篮子里一定还留着她的丈夫颈项上淌出来的血罢。
我忽然想起了德热沙尔的诗： 有着温柔的爱情的女人 小孩儿，小鸟儿， 母亲的心，芦苇的身， 露西，一个优美的女人 ……
……
啊，你可爱的小女人， 为了追随你所崇敬的爱人 你在断头台上做了自愿的牺牲， 献出了你年轻的生命。
啊，想起你不由我眼泪纵横！
……见E. 德热沙尔的诗集《大革命的诗》(1879年巴黎版)。 诗人的语言在我的耳边反复响着。那个披着金发的美丽的头又在黑暗中出现了。眼睛紧闭，嘴唇像要发出哀诉似地微微张开，鲜红的血从雪白的颈项下不断地滴落……
我把眼睛闭上。我的眼睛已经受到伤害了。我觉得眼珠像被针刺似的痛起来。我取下眼镜，伸手慢慢地揉眼皮。那个金发复额的法国少妇的头还在我的眼前摇晃。我取开手，睁大眼睛。仍然只有一盏灯和一本书。一百五十年前的悲剧是无可挽回的了。为什么今天还会轮着我站到公果尔德广场上，让我的心受一番熬煎？
我抬起头凝神地望着那一圈跳荡似的金黄色的灯火。我想忘记一百五十年前的事，但是我的思想固执地偏偏粘在那件事情上面。砍去露西·德木南的头的断头机也砍去了罗伯斯庇尔的头。血不能填塞人的饥饿。为什么当时没有人伸出一只手把那只粗壮的膀子拉住?为什么从那些昂着头在台阶上观看的人中间不发出一声“够了”的叫喊？
迟了!断头机终于杀死了革命，让反动势力得到了胜利！
迟了，一百五十年已经很快地过去了[]。难道我还有什么办法来改写历史，把砍去的头接在早已腐烂的身上?对一百五十年前的悲剧我不能够做任何事情。我纵然怀着满腔的悲愤，也无从发泄。
但是悲愤也会燃烧的。和眼前的灯火一样，它在我的胸膛里燃起来。我的身体应该是个奇怪的东西，先前那里面有的是狂涛巨浪，现在却是一阵炙骨熬心的烈火。我绝望地挣扎着。
我又凝神倾听，我希望在静寂中听出一下脚声，我希望听出一两声表示这个世界还醒着的响动。我希望一个熟人起来叩门。我甚至想，只要有一个人，哪怕是不认识的人也好，只要他走进来，坐在我对面，让我把我的悲愤全倾吐给他。这时候我多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醒着的人。
我听了许久，坐了许久，希望了许久。
于是像回答我的希望似的在外面起了一种声音。什么东西在沙沙地响?难道谁在门外私语，等着我去开门?或者我又在做梦，不然就是我的听觉失了效用？
我坐着，听着。我只觉得一股一股的冷气从脚下沿着腿升上来。我终于听出来了：雨声。声音越来越密，越响。后来连屋檐水滴下声也听得见了。雨声淹没了一切，甚至扫去了我的希望。
我还是坐着，我还是听着。我要坐到什么时候?听到什么时候?难道我必须等到天明?或者我还能够怀着满腹烈火进入梦中？
我不想闭上眼睛。即使我能进到梦中，我也不会得着安宁。火热的心在梦里也会受到熬煎的。那么我就应该在书桌前面坐到天明么？
夜更加冷了。这么长的夜。还不见一线白日的光亮。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才是它的尽头。枯坐地等待是没有用的。不会有人来叩门。我应该开门出去看看天空的颜色。我应该出去找寻晨光的征象。
我移动我的腿，又是一阵麻木，仿佛谁把冰绑了在我的腿上似的。我挣扎了片刻，终于直立起来了。
灯火开始在褪色。黑暗从埋伏处出来向我围攻。但是我用坚定的脚步穿过黑暗走到外面，打开了大门。
一股冷风迎面扑上来。暗灰色的空中飘着蒙蒙的细雨。天空低低罩在我的头上，看不见一小片云彩。我的眼前只是一片暗雾。
“难道真的不会有天明么?”我绝望地问道，我望着这景象发问了。
但是从什么地方飘过来一声竹笛似的鸡叫。这意外的声音使我疑心自己的耳朵听错了。我屏住气向这广阔的空间听去。
欢呼似的鸡声又响起来。
我吐了一口气。我的寂寞的心得到安慰了；我的燃烧的心得到宁静了。
这是光明的呼声。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起来。
漫漫的长夜逼近它的尽头了。
1941年冬在桂林
二、《友谊的海洋》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到巴黎，我是那样寂寞。这一次再访巴黎，我仿佛在友谊的海洋里游泳，我发觉有那么多的朋友。“友谊的海洋”，这是我当时的印象，也是我当时的感受。我很担心，我已经游到了中心，怎么能回到岸上？离开这一片热气腾腾的海洋是不是会感到痛苦？
两个月后的今天我坐在自己工作室里写字桌前，我的心仍然给拉回到我离开的地方。一闭上眼睛我就看见那一片人海。即使淹没在这样的海里，我也不会感到遗憾。
对于友谊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对朋友只能讲好话、只能阿谀奉承，听不得一句不同的意见，看不惯一点怀疑的表示。我认为不理解我，并不是对我的敌视；对我坦率讲话，是愿意跟我接近；关心我，才想把一些与我有关的事情弄清楚。对朋友我愿意把心胸开得大一点，看得高一点，想得远一点。
在我国驻法大使馆为我们代表团举行的告别酒会上，我又见到了第二电视台的记者克莱芒先生，这是我们第三次的见面。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去年十二月，他到我家里拍电视片，第二次是今年四月他把我从巴黎香榭里舍大街附近的旅馆接到电视台，同我进行了五分钟的临时对话。我们谈着同样的话题：大字报、民主、人权、自由……头两次都是面对着全世界，而且限定时间，我有些紧张，但并未失去冷静，我表示了自己的立场，说了真话，只想到不要引起误解，却忘了说服别人。这一次我们碰了杯，我说我真愿意跟他辩论一次，帮忙他弄清楚一两个问题。他说他今、明年还要到中国访问。我就说，他应当多看看、多听听，看了、听了之后还应当多想想。我的意思是：应当根据自己的见闻做出判断，不要以为在中国什么都是十全十美。尽管今天还有人在刊物上吹嘘我们这里“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也有人因为外国友人把“五·七干校”称为“五·七营”感到不满，但是我总觉得外国朋友并不是对我们一无所知。不到三个星期的访问和交谈，我才明白一件事情：法国朋友关心中国，愿意了解中国，而且正在埋头研究中国。他们有时接触到我们设法回避的问题，也只是为了加深对我们的了解，克莱芒先生就是把“干校”称为“营”的。我对他只说我在干校里受到锻炼，学会劳动，学到许多事情。但是在干校的两年半的时间里我没有一天感觉到我是一个“学生”，这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的确有人把我当做“犯人”看待。我还记得一九七一年九月底我回上海度假的前夕，“工宣队”老师傅找我谈话，对我说：“根据你的罪行，判你十个死刑也不多。”在那些人的脑子里哪里有什么“人权、民主、自由”？据说它们都是资产阶级的“遮羞布”。其实资产阶级从来是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到了利益攸关的时刻，他们根本没有什么“遮羞布”。难道我们因此就不敢面对现实？就不敢把不幸的十年中间所发生的一切彻底检查一番，总结一下？
去年十二月我在自己家里同克莱芒先生进行第一次电视对话的时候，我说我在国内享受充分的自由，他似乎不相信，但我说的是真话。他问起李一哲的事情。虽然去年六月我还听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但是没有经过公开的审判，没有宣布罪状，我知道他们的大字报已经有了法文译本，在法国电视台人们正在谈论他们的问题。我不了解，就没有发言权，我只好老实地讲不知道。我没有人云亦云，也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批评。要是我当时不动脑筋，就随口给人戴上帽子，那么第二次在巴黎看见克莱芒先生，我怎么向他解释？因为李一哲案件已经平反，所谓“反革命集团”只是不实之词。外国朋友对这个事件倒比我们清楚，讲起来有凭有据，头头是道。我过去吃过人云亦云的苦头，现在头脑比较清醒了。
我同克莱芒先生不止一次地谈到“大字报”的事情，但是在荧光屏上我们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外国朋友对大字报有不同的看法，以为大字报就是“民主”的化身。谈论大字报，难道我没有资格发言？整整五年中间，成百上千的“大字报”揭发、肯定我的罪行，甚至说我是“汉奸卖国贼”，在大街上、在大广告牌上长时期张贴“大批判专栏”揭发我的所谓罪状，随意编造我的所谓罪行，称我为狗，连我的老婆、兄弟、儿女都变成了狗群。我记得最清楚：我的爱人第二次被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人们在我家大门上张贴了揭发她的罪行的大字报，倘使不是我的儿子晚上把它撕掉，一张大字报真会要她的命。我在巴黎不止一次地说：“大字报有好的，也有坏的。但是总得限定一个地方，不能满城都贴。大家想想看，要是巴黎到处都是大字报，还好看吗？”我这样说，已经很能克制自己了。贴别人的大字报也不见得就是发扬民主。民主并不是装饰。即使有了民主墙，即使你贴了好的大字报，别人也可以把它覆盖，甚至可以撕掉，也可以置之不理。只有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大字报才有无穷的威力。一纸“勒令”就可以抄人家、定人罪，甚至叫人扫地出门，因为它后面有着“四人帮”篡夺了的一部分权力。但这是早已过去的事情了。今后呢……历史总是要前进的，我始终这样相信。历史是人民群众写出来的，我始终这样相信。靠长官意志写历史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这一点，关心我们国家前途的外国朋友也能理解，那么我请他们不要只是留心“民主墙”多了几张大字报，谈了些什么话，还是更多地注意我们人民群众在想什么、做什么吧……
虽然我们交谈的时间有限，可是我们还是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克莱芒先生告诉我，法国人对我表示关心，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就是我受过“四人帮”多年的迫害。最近我见到一位访日归来的朋友，他在日本受到十分热情的接待，他说正是因为他受到“四人帮”长期的迫害。我们对外国朋友很少谈“四人帮”的迫害，可是别人知道的比我们料想的多。“四人帮”动员了全部舆论工具宣传了整整十年，没有把一个人搞臭，倒反而给他的名字添上一些光彩，这不是值得深思的吗？……
倘使我第四次看见克莱芒先生，我们还会继续进行辩论，但是我们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一定加深。我们飞渡重洋，探“亲”访友，难道不是为了增进友谊？为什么我的眼前还有那一片热气腾腾的人海？为什么我的耳边还响着法国朋友们的亲切招呼？为什么我怀着倾吐不尽的真实感情写下这一篇一篇的回忆？为什么我在摄氏三十五度的大热天奋笔直书的时候恨不得把心血也写在纸上？原因是：我想到远在法国的许多朋友，我重视他们的友情，我为这友情感谢他们，我也要把这友情留传给子子孙孙。
七月十六日
三、《生命》
我接到一个不认识的朋友的来信，他说愿意跟我去死。这样的信我已经接过好几封了，都是一些不认识的年轻人寄来的。现在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我的窗前种了不少的龙头花和五色杜鹃。在自己搭架的竹篱上缠绕着牵牛花和美国豆的长藤。在七月的大清早，空气清新，花开得正繁，露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对面屋脊上站着许多麻雀，它们正吵闹地欢迎新生的太阳。到处都充满着生命。我的心也因为这生命的繁荣而快活地颤动了。
然而这封信使我想起了另一些事情。我的心渐渐地忧郁起来。眼前生命的繁荣仿佛成了一个幻景，不再像是真实的东西了。我似乎看见了另一些景象。
我应该比谁都更了解自己罢。那么为什么我会叫人生出跟我去死的念头呢?难道我就不曾给谁展示过生命的美丽么?为什么在这个充满了生命的夏天的早晨我会谈到这样的信呢？
我的心里怀着一个愿望，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我想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
然而这一切到了我的笔下都变成另一种意义了。我的美丽的愿望都给现实生活摧毁干净了。同时另一种思想慢慢地在我的脑子里生长起来，甚至违背了我的意志。
我能够做什么呢？
“我就是真理，我就是大道，我就是生命。”能够说这样话的人是有福的了。
“我要给你们以晨星!”能够说这样话的人也是有福的了。
但是我，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说一句这样的话呢?
1934年7月在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