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创业人物褚时健采访报道：我已经甘心了
褚时健的励志故事激励了很多创业者，前面分享过一篇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云南玉溪市新平县戛洒镇的褚橙果园专访86岁高龄的褚时健的访谈录。
今天再来看一篇《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对褚时健的采访报道：我已经甘心了 我筋疲力尽了。
来看这篇讲述褚时健励志创业的报道文章：
“心累。”
这是褚时健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他头发花白、蓬乱，倚坐在老式皮沙发里，我能清楚看见他灰毛衣上成片的毛球和藏蓝色裤脚上的泥。
他语速缓慢，有老年人的含混并夹带方言，需要人仔细辨别他说的每一个字。这令我想到马龙•白兰度扮演的“教父”。有人声嘶力竭也没人要听，有人低沉含混却听众云集。
现在，媒体、帮助对接此次采访的万科公关和褚时健的干女儿、红塔集团派来记录褚时健生平的摄像师、几名照顾他生活起居的工作人员，或站或坐，全听他说。
这是褚时健的成功，也是他的负累。
从“红塔山”到“褚橙”，作为罕见的、身陷囹圄之后还能以古稀之年东山再起的企业家，通过电商和媒体的演绎，他变成了一个励志符号，他跌宕悲辛的人生也被省去了晦暗不明的部分，成了最佳的心灵鸡汤。本不愿面对媒体的褚时健不得不抛头露面，为“褚橙”代言。他给人们的正能量，也是“褚橙”前进的力量。
他是企业家心中的企业家，王石、柳传志都对他倍加推崇。“80多岁了，心还是不甘。”
他对王石说的这句话，通过王石女朋友田朴?小姐的文章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
“还有什么不甘心？”他耳背，我又大声重复了一遍。
“我已经甘心了，我筋疲力尽了。”87岁的老人说。
一
密集的炮火声中，年轻的褚时健精疲力竭，上级要求撤退的命令一次比一次急迫。但他仍在战场上徘徊，一具一具翻开那些尸体，有自己人，也有国民党的人。
这个不是。
这个也不是。
都不是二哥。
他执拗地寻找，最终，褚时健背着二哥的尸体回来了。
1949年加入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上过战场，见过生死的褚时健勇毅、果敢。因为这些优秀品质，他被迅速提升，入党、提干，历任区长、区委书记、玉溪地委宣传部干部管理科科长和行署人事科长。
但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当过游击队员的男人并不适应政府官员的生活。他的直接和执拗，让他得罪了一些人。接下来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中，他很快被打为右派，一家人一起被下放到新平县红光农场。
褚时健的商业天分却在这段艰难岁月显露出来。1970年开始，他主持工作的华宁糖厂成为当时云南少数盈利的糖厂之一。造反派整日互殴，却都舍不得把他这个干事的往死里整。彼时右派相聚，多满腹牢骚。
一个县委书记总和褚时健讲，“怎么就把我划成右派”。
“莫管那些事啦。不公平大家都无奈，关键是把事情做好。”褚时健宽慰对方。多年以后，他仍清楚记得当年的情景，“他们发牢骚没有用，起码我当时做企业，把小企业那一套都弄懂了。”
褚时健很快等到了他的机会。1979年，他被调进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担任厂长。
他马上开始大刀阔斧地对这个半作坊式小厂进行改造。一方面，大举借债购入国外生产设备，烟厂负债率最高时达到500%；另一方面，引进品种改善种植，从源头帮烟农种出好烟叶。更关键是他分利于人，竭力改善员工待遇。这在那个吃大锅饭的年代尤为难得，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据烟厂老员工回忆，起初当地小伙子都不愿意去烟厂工作，褚时健来了一两年，大家就争着要进烟厂。
好运接踵而至。1988年，云南连发两次强震，中央财政无力支援，决定放开云南的烟草管制。与此同时，国家还放开了名烟的价格管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褚时健同时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绝对权力，所向披靡。
红塔山迅速崛起。那时的有钱人，穿个“的确良”衬衫，胸前口袋透出里面装的“红塔山”，倍儿有面子。
1990年，玉溪卷烟厂跻身中国工业利税大户第三名，此后一直高居榜首，撑起云南财政半壁江山。褚时健也走上了人生巅峰，“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企业家”、“中国十位改革风云人物”等荣誉接踵而至。
偏安一隅的小烟厂成为政商名流趋之若鹜的名利场。但很快，又成了人人噤若寒蝉的调查所。1995年，褚时健被匿名检举贪污受贿。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他即将卸任，面对个人创造的巨大财富和所得薪资的落差，他铤而走险，“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该拿的钱”。比较阴谋论的说法则是，他得罪人了。这样的说法几乎存在于所有类似的企业家入狱故事里。
1999年1月，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此时，他的女儿已于河南狱中自杀，夫人也身陷囹圄。
大时代的浪潮把他打翻过，又把他送上巅峰。现在，他第二次被抛弃了。
二
2001年大年三十。一大早，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居委会书记任新明便上山摘菜、杀鸡。像前两年一样，他要带上烧好的菜，到监狱陪褚时健过年。这是褚时健入狱后的第三个春节。
从1979年到玉溪卷烟厂盖职工宿舍认识了褚时健，“褚厂长”一直是任新明的偶像，那时他二十出头，褚时健五十多岁。褚时健看中他年轻肯干，便提拔他做事，后来把烟厂的辅料交给他做。他们既像朋友，又似父子。“在我眼里，他就是个神一样。”任新明说。
“褚厂长”出事后，他十分想不通。那么好的人，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在他看来，“褚厂长”对国家贡献多，就应该多拿一点。
那两年，只要贴个“褚”字，沾个“马”（褚时健夫人马静芬）字的人都要被彻查盘问。很多原来和褚家来往密切的人，都不敢来了。专案组的人说任新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大家都跑了，你怎么还天天来。”任新明说，“我不一样，没有他就没有我，砸锅卖铁我也得帮他。”
“做事先做人”，这是他从“褚厂长”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东西。他自己和整个大营街都是在红塔集团的荫蔽下富起来的，现在是他报恩的时候了。
他把“褚厂长”的外孙女接到自己家中。这个自幼养尊处优的小女孩，现在失去了母亲，外公外婆深陷囹圄，成了一只孤雁。征求她父亲的意见后，任新明把她带到了自己身边。小女孩要上初中，他找到玉溪最好的中学，向校长恳求：“帮帮忙，我的孩子没什么，这是褚厂长的孩子。”
他天天送这女孩子上学、放学，心里想的就是等“褚厂长”夫妇出来，他能把孩子好好交到他们手中。等女孩初中毕业，他花了不少钱，把她送到加拿大读高中。
任新明一边做饭，一边想起从前在烟厂，都是“褚厂长”做饭。“褚厂长”喜欢逛农贸市场，也爱做饭。他做饭非常好吃，就是味道要硬一点。“褚厂长”做的云南“蘸水鸡”是一绝，蘸水无比美味，他每次吃剩下都要打包。
今天轮到他给“褚厂长”炖鸡了。
但到了狱中相对，两人反而没多少深沉的话要讲。“褚厂长”只是问他的企业做得怎么样，而他一遍又一遍地让老人注意身体。
这是褚时健在狱中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2002年，他办了保外就医。
“他们原来在玉溪卷烟厂的房子漏雨。我和褚厂长说，是不是修一下。他说你看着办，我就修了。我和我爱人在里面生着火住了三天，把房子烘热了。等到马老师回来，说真不敢相信。”任新明回忆。后来，在褚时健夫妇的坚持下，他们的外孙女改跟任新明姓“任”。
像褚时健这样出狱后的企业家，若要重出江湖，多半从事老本行。任新明也和褚时健讨论过，但褚时健觉得，社会变了，现在做出“褚烟”也未必好卖。
一天，75岁的褚时健和任新明说，自己要种橙子。这是褚时健老家华宁县的传统作物。
任新明极力反对，“你那么大岁数，就安享晚年吧。我来负责你生活，也吃不掉多少。”
“我闲不住。”褚时健说。他向昔日朋友们筹了1000万，包下了哀牢山上2400亩的政府农场。
“当时没敢想大规模。搞规模要投资，我投不起。但我有个目标，就是我这个橙要搞到最好。所以我起个名字叫‘云冠’，云南的冠军。”褚时健对我说。
所谓英雄本色，说的是男人失意落魄时，怎样找回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