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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不朽,是一堆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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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不朽,是一堆顽石?

余光中:不朽,是一堆顽石?

那天在悠悠的西敏古寺里,众鬼寂寂,所有的石像什么也没说。游客自纽约来,游客自欧陆,左顾右盼,恐后争先,一批批的游客,也吓得什么都不敢妄说。岑寂中,只听得那该死的向导,无礼加上无知,在空厅堂上指东点西,制造合法的噪音。十个向导,有九个进不了天国。但最后,那卑微继续的噪音,亦如历史上大小事件的骚响一样,终于寂灭,在西敏古寺深沉的肃穆之中。游客散后,他兀自坐在大理石精之间,低回久不能去。那些石精铜怪,百魄千魂的噤嘿之中,自有一种冥冥的雄辩,再响的噪音也辩它不赢,一层深似一层的阴影里,有一种音乐,灰朴朴地安抚他敏感的神经。当晚回到旅舍,他告诉自己的日记:“那是一座特大号的鬼屋。徘徊在幽光中,被那样的鬼所祟,却是无比的安慰。大过瘾。大感动。那样的被祟等于被祝福。很久,没有流那样的泪了。”

说它是一座特大号的鬼屋,一点也没错。在那座嵯峨的中世纪古寺里,幢幢作祟的鬼魂,可分三类。掘墓埋骨的,是实鬼。立碑留名的,是虚鬼。勒石供像的一类,有虚有实,无以名之,只好叫它做石精了。而无论是据墓为鬼也好,附石成精也好,这座石寺里的鬼籍是十分杂乱的。帝王与布衣,俗众与憎侣,同一拱巍巍的屋顶下,鼾息相闻。高高低低,那些嶙峋的雕像,或立或坐,或倚或卧,或镀金,或敷彩,异代的血肉都化为同穴的冷魂,一矿的顽块。李白所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在此地并不适用。在西敏寺中,诗人一隅独拥,固然受百代的推崇,而帝王的墓穴,将相的遗容,也遍受四方的游客瞻仰。一九六六年,西敏寺庆祝立专九百年,宣扬的精神正是“万民一体”。

西敏寺的位置,居伦敦的中心而稍稍偏南,诗人史宾塞笔下的“风流的泰晤士河”在其东缓缓流过,华兹华斯驻足流过的西敏寺大桥凌乎波上,在寺之东北。早在公元七世纪初年,这块地面已建过教堂。一○六五年,敕建西敏寺的英王,号称“忏悔的爱德华”。次年诺曼第公爵威廉北渡海峡,征服了大不列颠,那年的耶诞节就在西敏寺举行加冕大典,成为法裔的第一任英王。从此,在西敏寺加冕,成了英国宫廷的传统,而历代的帝王卿相高僧名将皇后王子等等,也纷纷葬在寺中,不葬在此地的,也往往立碑勒铭,以志不忘。西敏寺,是一座大理石砌的教堂,七色的玻璃窗开向天国,至今仍是英国人每日祈祷的圣殿。但同时是一座石气阴森阳光罕见的博物巨馆,石椁铜棺,拱门回廊,无一不通向死亡,无一不通向幽喑的过去。

对于他,西敏古寺不止是这些。坐在南翼大壁画前的古木排椅上,两侧是历代诗人的雕像,凌空是百尺拱柱高举的屋顶,远眺北翼,历代将相成排的白石立像尽处是所罗门的走廊,其上是宜径廿尺的蔷薇圆窗,七彩斑斓的蔷瓣上,十一使徒的绘像,集花了上界的天光——这么坐着,仰望着,恍恍惚惚,神游于天人之际,西敏寺就是一部立体的英国历史,就是一部,尤其是对于他,石砌的英国文学史。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诗人之隅,他是屏息敛气,放轻了脚步走进来的。忽然他已经立在诗魂蠢动的中间,四周,一尊尊的石像,顶上,一方方的浮雕,脚下,一块接一块的纪念碑平嵌于地板,令人落脚都为难。天使步踌躇,妄人踹莫顾,他低吟起颇普的名句来。似曾相识的那许多石像,逼近去端详,退后来打量,或正面瞻仰,或分行侧望,或碑文喃喃以沉吟,或警句津津而冥想,诗人虽一角,竟低回了两个小时。终于在褐色的老木椅上坐下来,背着哥德斯密司的侧面浮雕,仰望着崇高的空间怔怔出神。六世纪的英诗,巡礼两小时。那么多的形象,联想,感想,疲了,眼睛,酸了,肩颈,让心灵慢慢去调整。

最老的诗魂,是六百多岁的乔叟。诗人晚年贫苦,曾因负债被告,乃戏笔写了一首谐诗,向自己的阮羹诉穷。亨利四世读诗会意,加赐乔叟年俸。不到几个月,乔叟却病死在寺侧一小屋中,时为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寺方葬他在寺之南翼,尸体则由东向的侧门抬入。但身后之事并未了结。原来乔叟埋骨圣殿,不是因为他是英诗开卷的大师,或什么“英诗之父”之类的名义——那都是后来的事——而是因为他做过朝官,当过宫中的工务总监,死前的寓所又恰是寺方所赁。七十多年后,凯克斯敦在南翼墙外装置了英国第一架印刷机,才向专方请准在乔叟墓上刻石致敬,说明墓中人是一位诗人。又过了八十年的光景,英国人对自己的这位诗翁认识渐深,乃于一五五六年,把乔叟从朱艾敦此时立像的地点,迁葬于今日游客所瞻仰的新墓。当时的诗人名布礼根者,更为他嵌立一方巨碑,横于硕大典丽的石棺之上,赫赫的诗名由是而彰,其后又过百年,大诗人朱文敦提出“英诗之父,或竟亦英诗之王”之说,乔叟的地位更见崇高。所谓寂寞身后事,看来也真不简单。盖棺之论论难定,一个民族,有时要看上几十年几百年,才看得清自己的诗魂。

乔叟死后二百年,另一位诗人葬到西敏寺来。一五九八年的耶诞前夕,史实塞从兵燹余烬的爱尔兰逃来伦敦,贫病交加,不到一月便死了。亲友遵他遗愿,葬他于乔叟的墓旁,他的棺木入寺,也是经由当年的同一道侧门。据说写诗吊他的诗友,当场即将所写的诗和所用的笔一齐投入墓中陪葬。直到一六二○年,杜赛特伯爵夫人才在他墓上立碑纪念,可见史宾塞死时,诗名也不很隆。

其实盛名即如莎士比亚,盖棺之时,也不是立刻就被西敏寺接纳的。英国最伟大的诗人,死于一六一六年,却要等到一七四○年,在寺中才有石可托。一六七四年米尔顿死时,清教徒的革命早已失败,在政治上,米尔顿是一个失势的叛徒。时人报道他的死讯,十分冷淡,只说他是“一个失明的老人,书写拉丁文件维生”。六十三年之后,他长发垂肩的半身像才高高俯临于诗人之隅。

西敏寺南翼这一角,成为名诗人埋骨之地,既始于乔叟与史宾塞,到了十八世纪,已经相沿成习。一七一一年,散文家艾迪生在《阅世小品》里已经称此地为“诗人之苑”,他说:“我发现苑中或葬诗人而未立其碑,或有其碑而未葬其人。”至于首先使用“诗人之隅”这名字的,据说是后来自己也立碑其间的哥德斯密司。

诗人之隅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传统而且不规则。说它是石砌的一部诗史吧,它实在建得不够严整。时间那盲匠运斤成风,鬼斧过处固然留下了核目的神工,失手的地方也着实不少。例如石像罗列,重镇的诗魁文豪之间就缭绕着一缕缕虚魅游魂,有名无实,不,有石无名,百年后,犹飘飘浮浮没有个安顿。雪莱与济慈,有碑无像。柯立基有半身像而无碑。相形之下,普赖尔(MatthewPrior)不但供像立碑,而且天使环侍,独据一龛,未免大而无当了。至于谢德威尔(ThomasShadwell)不但浮雕半身,甚且桂冠加顶,帷饰俨然,乍睹之下,他不禁哑然失笑,想起的,当然是朱艾敦那些断金削玉冷锋凛人的千古名句。朱艾敦的讽刺诗犹如一块坚冰,谢德威尔冥顽的形象急冻冷藏在里面,透明而凝安。谢德威尔亦自有一种不朽,但这种不朽不是他自己光荣挣来的,是朱艾敦给骂出来的,算是一种反面的永恒,否定的纪念吧。跟天才吵架,是没有多大好处的。

诗人之隅,不但是历代时尚的记录,更是英国官方态度的留影。拜伦生前名闻全欧,时誉之隆,当然有资格在西敏寺中立石分土,但是他那叛徒的形象,法律,名教,朝廷,皆不能容,注定他是要埋骨异乡。浪漫派三位前辈都安葬本土,三位晚辈都魂游海外,叶飘飘而归不了根,拜伦死时,他的朋友霍普浩司出面呼吁,要葬他在西敏寺里而不得。其后一个半世纪,西敏寺之门始终不肯为拜伦而开。十九世纪末年,又有人提议为他立碑,为住持布瑞德礼所峻拒,引起一场论战。直到一九六九年五月,诗人之隅的地上才算为这位浪子奠了一方大理石碑,上面刻着:“拜伦勋爵,一八二四年逝于希腊之米索郎吉,享年三十六岁。”英国和她的叛徒争吵了一百多年,到此才告和解。激怒英国上流社会的,是一个魔鬼附身的血肉之驱,被原谅的,却是一堆白骨了。

本土的诗人,魂飘海外,一放便是百年,外国的诗客却高供在像座上,任人膜拜,是诗人之隔的另一种倒置。莎士比亚,米尔顿,布雷克,拜伦,都要等几十年甚至百年才能进寺,新大陆的朗费罗,死后两年便进来了。丁尼生身后的柱石上,却是澳洲的二流诗人高登(A.L.Gordon)。颇普不在,他是天主教徒。洛里爵士也不在,他已成为西敏宫中的冤鬼。可是大诗人叶慈呢,他又在哪里?

甚至诗人之隅的名字,也发生了问题。南翼的这一带,鬼籍有多么零乱。有的鬼实葬在此地,墓上供着巍然的雕像,像座刻着堂皇的碑铭,例如朱艾敦,约翰逊,江森。至于葬在他处的诗魂,有的在此只有雕像和碑铭,例如华兹华斯和莎翁,有的有像无碑,例如柯立基和史考特,有的有碑无像,例如拜伦和奥登。生前的遭遇不同,死后的待遇也相异,这些幽灵之中,附诗魂之外,尚有散文家、小说家、戏剧家、批评家、音乐家、学者、贵妇、僧侣和将军,诗人的一角也不尽归于诗人。大理石的殿堂,碑接着碑,雕像凝望着雕像,深刻拉丁文的记忆英文的玄想。圣乐绕梁,犹缭绕韩德尔的雕像。哈代的地碑毗邻狄更司的地碑。麦考利偏头侧耳,听远处,历史迂缓的回音?巧舌的名伶,贾礼克那样优雅的手势,掀开的绒幕里,是哪一出悲壮的莎剧?

而无论是雄辩滔滔或情话喃喃,无论是风琴的圣乐起伏如海潮,大理石的听众,今天,都十分安宁,冷石的耳朵,白石的盲瞳,此刻都十分肃静。游客自管自来去,朝代自管自轮替,最后留下的,总是这一方方、一棱棱、一座座,坚冷凝重的大理白石,日磋月磨,不可磨灭的石精石怪永远祟着中古这厅堂。风晚或月夜,那边的老钟楼当当敲罢十二时,游人散尽,寺僧在梦魇里翻一个身,这时,石像们会不会全部醒来,可惊千百对眼瞳,在暗处矍矍复眈眈,无声地旋转,被不朽罚站的立像,这时,也该换一换脚了。

因为古典的大理石雕像,在此地正如在他处一样,眼虽睁而无瞳如盲。传神尽在阿堵,画龙端待点睛。希腊人放过这灵魂的穴口,一任它空空茫茫面对着大荒,真是聪明,因为石像所视不是我们的世界,原不由我们向那盈寸间去揣摩,妄想。什么都不说的,说得最多。倚柱支颐,莎翁的立姿,俯首沉吟,华兹华斯的坐像,朱艾敦的儒雅,米尔顿的严肃,诗人之隅大大小小的石像,全身的,半身的,侧面浮雕的,全盲了那对灵珠,不与世间人的眼神灼灼相接。天人之间原应有一堵墙,哪怕是一对空眶。

死者的心声相通,以火焰为舌,

活人的语言远不可接。

所以隐隐他感到,每到午夜,这一对对伪装的盲睛,在暗里会全部活起来,空厅里一片明灭的青磷。但此刻正是半下午,寺门未闭,零落的游客三三两两,在厅上逡巡犹未去。

也就在此时,以为览尽了所有的石块,一转过头去,布雷克的青铜半身像却和他猛打个照面!刚强坚硬的圆头颅光光,额上现两三条纹路像凿在绝壁上,眉下的岩穴深深,睁两只可怖的眼睛,瞳孔漆漆黑,那眼神惊愕地眺出去,像一层层现象的尽头骤见到,预言里骇目的远景,不忍注目又不能不逼视。雕者亦惊亦怒,铜像亦怒亦惊,鼻脊与嘴唇紧闭的棱角,阴影,塑出瘦削的颊骨沉毅的风神。更瘦更刚是肩胛骨和宽大的肩膀,头颅和颈项从其上挺起矗一座独立的顽岗。先知就是那样。先知的眼睛是两个火山口近处的空气都怕被灼伤。惶惶然他立在那铜像前,也怕被灼伤又希望被灼伤。于是四周的石像都显得太驯服太乖太软弱太多脂肪,锁闭的盲瞳与盲瞳之间唯有这铜像瞑目而裂眦。古典脉脉。现代眈眈。

铜像是艾普斯坦的杰作。千座百座都兢兢仰望过,没一座令他悸栗震动像这座。布雷克默默奋斗了一生,老而更贫,死后草草埋彭山的荒郊,墓上连一块碑也未竖。生前世人都目他为狂人,现在,又追认他为浪漫派的先驱大师,既叹其诗,复惊其画。艾普斯坦的雕塑,粗犷沉雄出于罗丹,每出一品,辄令观者骇怪不安。这座青铜像是他死前两年的力作,那是一九五七年,来供于诗人之隅,正是布雷克诞生的两百周年。承认一位天才,有时需要很久的时间。

诗人之隅虽为传统的圣地,却也为现代而开放。现代诗人在其中有碑题名者,依生年先后,有哈代,吉普林,梅士菲尔,艾略特,奥登。如以对现代诗坛的实际影响而言,则尚有布雷克与霍普金斯。除了布雷克立有雕像之外,其他六人的长方形石碑都嵌在地上。年代愈晚,诗人之隅更供置石像便愈少空间,鬼满为患,后代的诗魂只好委屈些,平铺在地板上了。哈代的情形最特别:他之入葬西敏寺,小说家的身份恐大于诗名,同时,葬在寺里,是他的骨灰,而他的心呢?却照他遗嘱所要求,是埋在道且斯特的故乡。艾哈特和奥登,死后便入了诗人之隅,足证两人诗名之盛。而英国的政教也不厚古人而薄今人。奥登是入寺的最后一人。他死于一九七三年九月,葬在奥地利。第二年十月,他的地碑便在西敏寺揭幕,由桂冠诗人贝吉曼献上桂冠。

下一位可轮到贝吉曼自己?奥登死时才六十六岁,贝吉曼今年却已过七十。他从东方一海港来乔叟和莎翁的故乡,四十多国的作家也和他一样,自热带自寒带的山城与水港,济慈的一笺书,书中的一念信仰,群彦倜傥要仔细参详。七天前也是一个下午,他曾和莎髯的诗苗诗裔分一席讲坛;右侧是白头怒发鹰颜矍然的史班德,再右,是清瘦而易愠的罗威尔,半被他挡住的,是贝吉曼好脾气的龙钟侧影。罗威尔是美国人,虽然西敏寺收纳过朗费罗,亨利·詹姆斯,艾略特等几位美国作家,看来诗人之隅难成为他的永久户籍,然则史班德的鹰隼,贝吉曼的龙钟,又如何?两人都有可能,贝吉曼的机会也许更大,但两人都不是一代诗宗。史班德崛起于三十年代,一次与奥登齐名,并为牛津出身的左翼诗人。四十年的文坛和政局,尘土落定,愤怒的牛津少年,一回头已成历史——出征时那批少年誓必反抗法西斯追随马克思,到半途旗摧马蹶壮士齐回头,遥挥手,别了那眩目而不验的神。TheGodThatFailed!奥登去花旗下,作客在山姆叔叔家,佛洛伊德,祈克果,一路拜回去回到耶稣。戴路易斯继梅士菲尔做桂冠诗人,死了已四年。麦克尼斯做了古典文学教授,进了英国广播公司,作声已十三载。牛津四杰只剩下茕茕这一人,老矣,白发皑皑的诗翁坐在他右侧,喉音苍老迟滞中仍透出了刚毅。四十年来,一手挥笔,一手麦克风,从加入共产党到诀别马列,文坛政坛耗尽了此生。而缪思呢,是被他冷落了,二十年来已少见他新句。诗句,已落在臭登下,传诵众口又不及贝吉曼,史班德最后的地址该不是西敏寺。诗人之隅,当然也不是梁思的天秤,铢两悉称能鉴定诗骨的重轻,里面住的诗魂,有一些,不如史班德远甚。诗人死后,有一块白石安慰荒土,也就算不寂寞了,有一座大教堂峥嵘而高,广蔽历代的诗魂把栩栩的石像萦绕,当然更美好,但一位诗人最大的安慰,是他的诗句传诵于后世,活在发烫的唇上快速的血里,所谓不朽,不必像大理石那样冰凉。

可是那天下午,南翼那高挺的石柱下坐着,四周的雕像那么宁静地守着,他回到寺深僧肃的中世纪悠悠,缓缓地他仰起脸来仰起来,那样光灿华美的一周又一扇玻璃长窗更上面,猗猗盛武是倒心形的蔷薇巨窗天使成群比翼在窗口飞翔。耿耿诗魂安息在这样的祝福里,是可羡的。十九世纪初年,华兹华斯的血肉之身还没有僵成冥坐的石像,丁尼生,白朗宁犹在孩提的时代,这座哥德式的庞大建筑已经是很老很老了——烟薰石黑,七色斑斑黑线勾勒的厚窗蔽暗了白昼。涉海来拜的伊尔文所见的西敏寺,是“死神的帝国:死神冠冕俨然,坐镇他宏伟而阴森的宫殿,笑做人世光荣的遗迹,把尘土和遗忘满布在君王的碑上”。今日的西敏寺,比伊尔文凭吊时更老了一百多岁,却已大加刮磨清扫:雕门镂扉,铜像石碑,色彩凡有剥落,都细加髹绘,玻璃花窗新镶千扇,烛如复瓣的大吊灯,一蕊蕊一簇族从高不可仰的屋顶拱脊上一落七八丈当头悬下来,隐隐似空中有飘渺的圣乐,啊这永生的殿堂。

对诗人自己说来,诗,只是生前的浮名,徒增扰攘,何足疗饥,死后即使有不朽的远景如蜃楼,墓中的白骸也笑不出声来。正如他,在一个半岛的秋夜所吟:

倘那人老去还不忘写诗

灯就陪他低诵又沉吟

身后事付乱革与繁星但对于一个民族,这却是千秋的盛业,诗柱一折,文启岌岌乎必将倾。无论如何,西敏寺能辟出这一隅来招诗魂,供后人仰慕低回,挹不老桂枝之清芳,总是多情可爱的传统。而他,迢迢自东方来,心香一缕,来爱德华古英王的教堂,顶礼的不是帝后的陵寝与僵像,世胄的旌旗,将相的功勋,是那些漱齿犹香触舌犹烫的诗句和句中吟啸歌哭的诗魂。怅望异国,萧条异代,伤心此时。深阒隔世的西敏古寺啊。寺门九重石壁外面是现代。卫星和巨无霸,Honda和Minolta的现代。车塞于途,人囚于市,鱼死于江海的现代。所有的古迹都陷落,蹂躏于美国的旅行团去后又来日本的游客。天罗地网,难逃口号与广告的噪音。月球可登火星可探而有面墙不可攀有条小河不可渡的现代。但此刻,他感到无比的宁静。一切乱象与噪音,纷繁无定,在诗人之隅的永寂里,都已沉淀,留给他的,是一个透明的信念,坚信一首诗的沉默比所有的扩音器加起来更清晰,比机枪的口才野炮的雄辩更持久。坚信文字的冰库能冷藏最烫的激情最新鲜的想象。时间,你带得走歌者带不走歌。

西敏寺乃消灭万篇释尽众嫌的大堂,千载宿怨在其中埋葬,史家麦科利如此说。此地长眠的千百鬼魂,碑石相接,生前为敌为友,死后相伴相邻,一任慈蔼的遗忘覆盖着,浑沌沌而不分。英国的母体一视同仁,将他们全领了回去,冥冥中似乎在说:“唉,都是我孩子,一起都回来吧,愿一切都被饶恕。”米尔顿革命失败,死犹盲眼之罪人。布雷克殁时,忙碌的伦敦太忙碌,浑然不知。拜伦和雪莱,被拒于家岛的门外,悠悠游魂无主,流落在南欧的江湖。有名的野鬼阴魂总难散,最后是母土心软,一一招回了西敏寺去。到黄昏,所有的鸦都必须归塔。诗人的南翼对公侯的北堂,月桂擎天,同样是为栋为梁,西敏寺兼容的传统是可贵的。他想起自己的家渺渺在东方,昆仑高,黄河长,一百条泰晤士的波涛也注不满长江,他想起自己的家里激辩正高昂,仇恨,是人人上街佩戴的假面,所有的扩音器蝉噪同一个单腔单调,桂叶都编成扫帚,标语贴满屈原的额头。

出得寺来,伦敦的街上已近黄昏,八百万人的红尘把他卷进去,汇入浮光掠影的街景。这便是肩相摩鹭相接古老又时新的伦敦,西敏寺中的那些鬼魂,用血肉之身爱过,咒过,闹过的名城。这样的街上曾走过孙中山,丘吉尔,马克思,当伦敦较小较矮,满地是水塘,更走过女王的车辇和红氅披肩的少年。四百年后,执节戴冕的是另一个伊丽莎白在白金汉宫,但谁是锦心绣口另一个威廉?在一排犹青的枫树下他回过头去。那灰朴朴的西敏寺,和更为魁伟的国会,夕照里,峻拔的钟楼,高高低低的尖塔纤顶,正托着天色泅蓝和云影轻轻。他向前走去,沿着一排排黑漆的铁栅长栏,然后是班马线和过街的绿灯,红圈蓝杠的地下车标志下,七色鲜丽的报摊水果摊,纪念品商店的橱窗里,一列列红衣黑裤的卫兵,玻璃上映出的却是两个警伯的侧像,高盔发发而束颈。他沿着风车堤缓缓向南走,逆着泰晤士河的东流,看不厌堤上的榆树,树外的近桥和远桥,过桥的双层红巴士,游河的白艇。

——水仙水神已散尽,

泰晤士河啊你悠悠地流,我歌犹未休。

从豪健的乔叟到聪明的奥登,一江东流水奶过多少代诗人?而他的母奶呢,奶他的汨罗江水饮他的淡水河呢?那年是中国大地震西欧大旱的一年,整个英伦在喘气,惴惴于二百五十年未见的苦旱。圣杰姆斯公园和海德公园的草地,枯黄一片,恰如艾略特所预言,长靠背椅上总有三两个老人,在亢旱的月份桔生待雨。而就在同时一场大台风,把小小的香港答成旋转的陀螺,暴雨急湍,冲断了九广铁路。那晚是他在伦敦最后的一晚,那天是八月最后的一天。一架波音七○七在盖特威克机场等他,不同的风云在不同的领空,东方迢迢,是他的起点和终点。他是西征倦游的海客,一颗心惦着三处的家:一处是新窝,寄在多风的半岛,一处是旧巢,偎在多雨的岛城,多雨而多情,而真正的一处那无所不载的后上,倒显得生疏了,纵乡心是铁砧也经不起三十载的捶打捶打,怕早已忘了他吧,虽然他不能忘记。

当晚在旅馆的台灯下,他这样结束自己的日记:“这世界,来时她送我两件礼物,一件是肉身,一件是语文。走时,这两件都要还她,一件,已被我用坏,连她自己也认不出来,另一件我愈用愈好,还她时比领来时更活更新。纵我做她的孩子有千般不是,最后我或许会被宽恕,欣然被认做她的孩子。”

一九七六年十月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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