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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忆高崇熙先生—旧事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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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忆高崇熙先生—旧事拾零

杨绛:忆高崇熙先生—旧事拾零

高先生是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大家承认他业务很好,可是说他脾气不太好,落落难合。高太太善交际,所以我们夫妇尽管不善交际,也和他们有些来往。我们发现高先生脾气并不坏,和他很合得来。

大约一九五○年,清华附近建立了一所化工厂,高先生当厂长。他们夫妇迁进工厂,住在简陋的办公室一般的宿舍里。我们夫妇曾到他新家去拜访过两次。

一九五一年秋,一个星期日,正是晴朗的好秋天,我们忽然高兴,想出去走走。我记起高太太送了我鲜花,还没去谢谢她。我们就步出南校门,穿过麦田,到化工厂去。当时三反运动已在社会上发动起来,但是还没有转为思想改造运动。学校里的知识分子以为于己无涉,还不大关心。

我们进了工厂,拐弯曲折,到了高氏夫妇寓所,高太太进城了,家里只高先生一人。他正独坐在又像教室又像办公室的客堂里,对我们的拜访好像出乎意外,并不欢迎。他勉强请我们坐,拿了两只肮脏的玻璃杯,为我们斟了两个半杯热水瓶底带水碱的剩水。他笑得很勉强,和我们酬答也只一声两声。我觉得来得不是时候,坐不住了,就说我们是路过,顺道看看他们,还要到别处去。我们就起身告辞了。

高先生并不挽留,却殷勤送我们出来:送出客堂,送出那条走廊,送出院子,还直往外送。我们请他留步,他硬是要送,直送到工厂的大门口。我记得大门口站着个看门的,他站在那人旁边,目送我们往远处去。我们俩走入麦田。

我说:“他好像不欢迎我们。”

“不欢迎。”

“所以我不敢多坐了。”

“是该走了。”

我说:“他大概有事呢,咱们打扰他了。”

“不,他没事,他就那么坐着。”

“不在看书?”

“我看见他就那么坐着,也不看书,也不做什么事。”

“哦,也许因为运动,他心绪不好。”

“我问起他们厂里的运动,他说没什么事,快完了。”

“我觉得他巴不得我们快走”。

“可是他送了又送。”

这话不错。他简直依依不舍似的,不像厌恶我们。我说:“也许他简慢了咱们又抱歉了。”

“他也没有简慢。况且,他送出院子不就行了吗?”我们俩自作聪明地捉摸来、捉摸去,总觉得纳闷。他也不是冷淡,也不是板着脸,他只是笑得那么勉强,那么怪。真怪!没有别的字可以形容。

过了一天,星期二上午,传来消息:化工厂的高先生昨天自杀了。据说星期一上午,工间休息的时候,高太太和厂里的一些女职工在会客室里煮元宵吃呢,回隔壁卧房见高先生倒在床上,脸已变黑,他服了氰酸。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大约正在打主意。或者已经打定主意,所以把太太支使进城。

事后回想,他从接待我们到送我们出工厂大门,全都说明这一件事,都是自然的,只恨我们糊涂,没有及时了解。

冤案错案如今正一一落实。高先生自杀后,高太太相继去世,多少年过去了,谁还记得他们吗?高先生自杀前夕,撞见他的,大概只有我们夫妇俩。

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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