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顺姐的“自由恋爱”

杨绛：顺姐的“自由恋爱”

那天恰是春光明媚的好天气，我在卧房窗前伏案工作。顺姐在屋里拖地，墩布作在地下，她倚着把儿，一心要引诱我和她说话。

“太太”（她很固执，定要把这个过时的尊称强加于我），“你今晚去吃喜酒吗？”

我说：“没请我。”

“新娘子已经来了，你没看见吗？”

“没看。”

“新郎五十，新娘子才十九！”

我说：“不，新郎四十九。”我还是埋头工作。

顺姐叹息一声，没头没脑地说：“新娘子就和我一样呢！”

我不禁停下笔，抬头看着她发愣。人家是年轻漂亮、华衣美服的风流人物，顺姐却是个衣衫褴褛、四十来岁的粗胖女佣，怎么“一样”呢？

顺姐看出她已经引起我的兴趣，先拖了几下地，缓缓说：

“我现在也觉悟了呢！就是贪享受呢！”（顺姐的乡音：“呢”字用得特多。）我认为顺姐是最勤劳、最肯吃苦的人。重活儿、脏活儿她都干，每天在三个人家帮佣，一人兼挑几人的担子。她享受什么？

顺姐曾告诉我，她家有个“姐姐”。不久我从她的话里发现：她和“姐姐”共有一个丈夫，丈夫已去世。“姐姐”想必是“大老婆”的美称。随后我又知道，她夫家是大地主——她家乡最大的地主。据她告诉我，她是随她妈妈逃荒要饭跑进那个城市的。我不免诧怪：“‘姐姐’思想解放，和顺姐姐妹相称了？”可是我后来渐渐明白了，所谓“姐姐”，只是顺姐对我捏造的称呼，她才不敢当面称“姐姐”。

我说：“你怎么贪享受啊？”

她答非所问，只是继续说她自己的话：

“我自己愿意的呢！我们是自由恋爱呢！”

我忍不住要笑。我诧异说：“你们怎么自由恋爱呢？”我心想，一个地主少爷，一个逃荒要饭的，哪会有机会“自由恋爱”？

她低头拖几下地，停下说：

“是我自己愿意的呢。我家里人都反对呢。我哥哥、我妈妈都反对。我是早就有了人家的，可是我不愿意——”

“你定过亲？怎么样的一个人？”

“就那么个人呢。我不愿意，我是自由恋爱的。”

“你怎么自由恋爱呢？”我想不明白。

“嗯，我们是自由恋爱的。”她好像怕我不信，加劲肯定一句。

“你们又不在一个地方。”

“在一块儿呢！”她立即回答。

我想了一想，明白了，她准是在地主家当丫头的。我没有再问，只觉得很可笑：既说“贪享受”，又说什么“自由恋爱”。

我认识顺姐，恰像小孩子玩“拼板”：把一幅图板割裂出来的大小碎片凑拼成原先的图西。零星的图片包括她自己的倾诉，我历次和她的问答，旁人的传说和她偶然的吐露。我由这一天的谈话，第一次拼凑出一小部分图面。

她初来我家，是我们搬到干面胡同那年的冬天。寒风凛冽的清早，她拿着个隔宿的冷馒头，顶着风边走边吃。这是她的早饭。午饭也是一个干冷的馒头，她边走边吃，到第二家去，专为这家病人洗屎裤子，因为这家女佣不肯干这事。然后她又到第三家去干一下午活儿，直到做完晚饭，洗过碗，才回自己家吃饭。我问她晚上吃什么。她说“吃饭吃菜”。什么菜呢？荤的素的都有，听来很丰盛。

“等着你回家吃吗？”

她含糊其辞。经我追问，她说回家很晚，家里已经吃过晚饭了。

“给你留着菜吗？”

她又含含糊糊。我料想留给她的，只是残羹冷炙和剩饭了。

我看不过她冷风里啃个干馒头当早饭。我家现成有多余的粥、饭、菜肴和汤汤水水，我叫她烤热了馒头，吃煮热的汤菜粥饭。中午就让她吃了饭走。这是她和我交情的开始。她原先每星期的上午分别在几家做，逐渐把每个上午都归并到我家来。

她家人口不少。“姐姐”有个独生女，最高学府毕业，右派分子，因不肯下乡改造，脱离了岗位。这位大小姐新近离婚，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归她抚养，离异的丈夫每月给赡养费。顺姐自己有个儿子已高中毕业，在工厂工作；大女儿在文工团，小女儿在上学。

我问顺姐：“你‘姐姐’早饭也吃个馒头吗？”

“不，她喝牛奶。”

“白牛奶。”

“加糖。”

“还吃什么呢？”

“高级点心。”

那时候还在“三年困难”期间，这些东西都不易得。我又问别人吃什么，顺姐支吾其辞，可是早饭、午饭各啃一个冷馒头的，显然只顺姐一人。

“你的钱都交给‘姐姐’？”

“我还债呢，我看病花了不少钱呢。”

我当时没问她生什么病，只说：“她们都不干活儿吗？”

她又含含糊糊，只说：“也干。”

有一天，她忽从最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破烂的银行存折给我看，得意地说：

“我自己存的钱呢！”

我一看存折是“零存零取”，结余的钱不足三元。她使我想起故事里的“小癫子”把私房钱藏在嘴里，可惜存折不能含在嘴里。

我说：“你这存折磨得字都看不清了，还是让我给你藏着吧。”

她大为高兴，把存折交我保管。她说，她只管家里的房租、水电、煤火，还有每天买菜的开销；多余的该是她的钱。她并不花钱买吃的，她只想攒点儿钱，梦想有朝一日攒得一笔钱，她就是自己的主人了。我因此为她加了工资，又把过节钱或大热天的双倍工资等，都让她存上。她另开了一个“零存整取”的存单。

每逢过节，她照例要求给假一天。我说：“你就在我家过节不行吗？”她又大为高兴，就在我家过节，还叫自己的两个女儿来向我拜节。她们俩长得都不错，很斯文，有点拘谨，也带点矜持。顺姐常夸她大女儿刻苦练功，又笑她小女儿“虚荣呢”。我给顺姐几只半旧的手提包，小女儿看中一只有肩带的，挂在身上当装饰。我注意到顺姐有一口整齐的好牙齿，两颊两笑涡，一对耳朵肥厚伏贴，不过鼻子太尖瘦，眼睛大昏浊，而且眼睛是横的。人眼当然是横生的，不知为什么她的眼睛叫人觉得是横的，我也说不明白。她的大女儿身材苗条，面貌秀丽；小女儿是娇滴滴的，都有一口好牙齿。小女儿更像妈妈；眼神很清，却也横。

顺姐常说我喝水太多，人都喝胖了。

我笑问：“你胖还是我胖？”

她说：“当然你胖啊！”

我的大棉袄罩衣，只能作她的紧身衬衣。我瞧她裤子单薄，给了她一条我嫌太大的厚毛裤，她却伸不进腿去，只好拆了重结。我笑着拉了她并立在大镜子前面，问她谁胖。她惊奇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好像从未见过这种发胖的女人。我自从见了她的女儿，才悟到她心目中的自己，还像十几岁小姑娘时代那么苗条、那么娇小呢。

我为她攒的钱渐渐积到一百元。顺姐第一次见到我的三姐姐和七妹妹，第一句话都是“太太给我攒了一百块钱呢！”说是我为她攒的也对，因为都是额外多给的。她名义上的工资照例全交给“姐姐”。她的存款逐渐增长，二百，三百，快到四百了，她家的大小姐突然光临，很不客气，岸然进来，问：

“我们的顺姐在你家做吧？”

她相貌端庄，已是稍为发福的中年人了，虽然家常打扮，看得出她年轻时准比顺姐的大女儿还美。我请她进来，问她有什么事。

她傲然在沙发上一坐，问我：“她每月工钱多少？”

我说：“你问她自己嘛。”

“我问她了，她不肯说。”她口齿清楚斩截。

我说：“那么，我没有义务向你报告，你也没有权利来调查我呀。”

她很无礼地说：“唷！你们倒是相处得很好啊！”

我说：“她工作好，我很满意”。

她瞪着我，我也瞪着她。她坐了一会儿，只好告辞。

这位大小姐，和顺姐的大女儿长得比较相像。我因此猜想：她们的爸爸准是个文秀的少爷。顺姐年轻时准也是个玲珑的小丫头。

据顺姐先后流露，这位大小姐最利害，最会折磨人。顺姐的“姐姐”曾给她儿子几件新衬衫。大小姐想起这事，半夜三更立逼顺姐开箱子找出来退还她。顺姐常说，她干活儿不怕累，只求晚上睡个好觉。可是她总不得睡。这位大小姐中午睡大觉，自己睡足了，晚上就折腾顺姐，叫她不得安宁。顺姐睡在她家堆放箱笼什物的小屋里。大小姐随时出出进进，开亮了电灯，翻箱倒柜。据同住一院的邻居传出来，这位小姐经常半夜里罚顺姐下跪、打她耳光。我料想大小姐来我家凋查顺姐工资的那天晚上，顺姐准罚跪并吃了耳光。可是她没有告诉我。

顺姐常强调自己来北京之前，在家乡劳动多年，已经脱掉地主的帽子。据她后来告诉我，全国解放时，她家大小姐在北京上大学，立即把她妈妈接到北京（她就是个逃亡地主婆）。她丈夫没有被镇压，只是拘捕入狱，死在监牢里了。顺姐顶缸做了地主婆。当时她的小女儿出生不久，她就下地劳动，得了子宫高度下垂症。这就是她治病花了不少钱的缘故。她虽然动了手术，并没有除净病根。顺姐不懂生理学，只求干脆割除病根，就可以轻轻松松干活儿，她还得了静脉曲张的病，当时也没理会，以为只需把曲曲弯弯的筋全部抽掉就行。

我常夸顺姐干活勤快利索，可当劳模。她叹气说，她和一个寡妇亲戚都可以当上劳模，只要她们肯改嫁。她们俩都不肯。想娶顺姐的恰巧是管她劳动的干部，因为她拒绝，故意刁难她，分配她干最重的活儿，她总算都顶过来了。我问她当时多少年纪。她才三十岁。

她称丈夫为“他”，有时怕我不明白，称“他们爹”或“老头子”。她也许为“他”开脱地主之罪，也许为了卖弄“他”的学问，几次对我说，“他开学校，他是校长呢！”又说，她的“公公”对待下人顶厚道，就只“老太婆”利害。（顺姐和我逐渐熟了，有时不称“姐姐”，干脆称“老太婆”或“老婆子”。）这位太太是名门之女，有个亲妹妹在英国留学，一直没有回国。

有一天，顺姐忽来向我报喜，她的大女儿转正了，穿上军装了，也升了级，加了工资。我向她贺喜，她却气得淌眼抹泪。

“一家人都早已知道了，只瞒我一个呢！”

她的子女，一出世就由大太太抱去抚养：孩子只认大太太为“妈妈”，顺姐称为“幺幺”（读如“夭”），连姨娘都不是。他们心上怎会有什么“幺幺”啊！

不久后，她告诉我，她家大小姐倒运了，那离了婚的丈夫犯下错误，降了级，工资减少了，判定的赡养费也相应打了折扣。大小姐没好气，顺姐难免多受折磨。有一天，她满面忧虑，又对我说起还债，还给我看一份法院的判决书和一份原告的状子。原来她家大小姐向法院告了一状，说自己现在经济困难，她的弟弟妹妹都由她抚育成人，如今二人都已工作，该每月各出一半工资，偿还她抚养的费用。这位小姐笔头很健，状子写得头头是道。还说自己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如何处处受压。法院判令弟妹每月各将工资之半，津贴姐姐的生活。我仔细看了法院的判决和原告的状子，真想不到会有这等奇事。我问顺姐：

“你的孩子是她抚养的吗？”

顺姐说，大小姐当大学生时期，每年要花家里多少多少钱；毕业后以至结婚后，月月要家里贴多少多少钱，她哪里抚养过弟弟妹妹呢！她家的钱，她弟弟妹妹就没份吗？至于顺姐欠的债，确是欠了。她顶缸当地主婆，劳累过度，得了一身病；等到脱掉地主的帽子，她已经病得很厉害，当时丈夫已经去世，她带了小女儿，投奔太太和大小姐。她们把她送进医院，动了一个不小的手术，花了不少钱——这就是她欠的债，天天在偿还。

顺姐叙事交代不清，代名词所指不明，事情发生的先后也没个次序，得耐心听，还得费很多时间。经我提纲挚领地盘问，知道她在地主家当丫头时，十四岁就怀孕了。地主家承认她怀的是他们家的子息，拿出三十元给顺姐的男家退婚，又出三十元给顺姐的妈，把她买下来。顺姐是个“没工钱、白吃饭的”。她为主人家生儿育女，贴身伺候主人主妇，也下地劳动。主人家从没给过工资，也没有节赏，也没有月例钱，只为她做过一身绨料的衣裤。（这大约是生了儿子以后吧？）她吃饭不和主人同桌，只站在桌旁伺候，添汤添饭，热天还打扇。她是个三十元卖掉终身的女奴。我算算她历年该得的最低工资，治病的费用即使还大几倍，还债还绰有余裕。她一天帮三家，赚的钱（除了我为她存的私房）全供家用开销。抚育她儿女的，不是她，倒是她家的大小姐吗？

看来，大小姐准料定顺姐有私蓄，要逼她吐出来；叫她眼看儿女还债，少不得多拿出些钱来补贴儿女。顺姐愁的是，二经法院判决，有案可稽，她的子女也就像她一样，老得还债了。

我问顺姐，“你说的事都有凭有据吗？”

她说：“都有呢。”大小姐到手的一注注款子，何年何月，什么名目，她历历如数家珍。

我说：“顺姐，我给你写个状子，向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怎么样？我也能写状子。”

她快活得像翻译文章里常说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按她的意思替她上诉。我摆出大量事实，都证据确凿，一目了然。摆出了这些事实，道理不讲自明。中级法院驳回大小姐的原诉，判定顺姐的子女没有义务还债；但如果出于友爱，不妨酌量对他们的姐姐给些帮助。

我看了中级法院的判决，十分惬意，觉得吐了一口气。可是顺姐并不喜形于色。我后来猜想：顺姐为这事，一定给大小姐罚跪，吃了狠狠的一顿嘴巴子呢。而且她的子女并不感谢她。他们自愿每月贴大姐一半工资。

我设身处地，也能体会那位大小姐的恚恨，也能替她暗暗咒骂顺姐：“我们好好一个家！偏有你这个死不要脸的贱丫头，眼睛横呀横的，扁着身于挤进我们家来。你算挣气，会生儿子！我妈妈在封建压力下，把你的子女当亲生的一般抚养，你还不心足？财产原该是我的，现在反正大家都没有了，你倒把陈年宿帐记得清楚？”

不记得哪个节日，顺姐的儿女到我家来了。我指着顺姐问他们：“她是你们的生身妈妈，你们知道不知道？”

他们愕然。他们说不知道。能不知道吗？我不能理解。但他们不知道，顺姐当然不敢自己说啊。

顺姐以后曾说，要不是我当面说明，她的子女不会认她做妈。可思顺姐仍然是个“幺幺”。直到文化大革命，顺姐一家（除了她的一子二女）全给赶回家乡，顺姐的“姐姐”去世，顺姐九死一生又回北京，她的子女才改口称“妈妈”。不过这是后话了。

顺姐日夜劳累，又不得睡觉，腿上屈曲的静脉胀得疼痛，不能站立。我叫她上协和医院理疗，果然有效。顺姐觉得我花了冤钱，重活儿又不是我家给她干的。所以我越叫她休息，她越要卖命。结果，原来需要的一两个疗程延伸到两三个疗程才见效。我说理疗当和休息结合，她怎么也听不进。

接下就来了“文化大革命”。院子里一个“极左大娘”叫顺姐写我的大字报。顺姐说：写别的太太，都可以，就这个太太她不能写。她举出种种原因，“极左大娘”也无可奈何。我陪斗给剃了半个光头（所谓阴阳头），“极左大娘”高兴得对我们邻居的阿姨说：“你们对门的美人子，成了秃瓢儿了！公母俩一对秃瓢儿！”那位阿姨和我也有交情，就回答说：“这个年头儿，谁都不知道自己怎样呢！”顺姐把这话传给我听，安慰我说：“到这时候，你就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不过，还是好人多呢。”我常记着她这句话。

红卫兵开始只剪短了我的头发。顺姐为我修齐头发，用爽身粉掸去头发楂子，一面在我后颈和肩背上轻轻摩挲，摩挲着自言自语：

“‘他’用的就是这种爽身粉呢。蓝腰牌，就是这个牌子呢。”

大约她闻到了这种爽身粉的香，不由得想起死去的丈夫，忘了自己摩挲的是我的皮肉了。我当时虽然没有心情喜笑，却不禁暗暗好笑，又不忍笑她。从前听她自称“我们是自由恋爱”，觉得滑稽，这时我只有怜悯和同情了。

红卫兵要到她家去“造反”，同院住户都教她控诉她家的大小姐。顺姐事先对我说：“赶下乡去劳动我不怕，我倒是喜欢在地里劳动。我就怕和大小姐在一块儿。”那位大小姐口才很好，红卫兵去造反，她出来侃侃而谈，把顺姐一把拖下水。结果，大小姐和她的子女、她的妈妈，连同顺姐，一齐给赶回家乡。顺姐没有控诉大小姐，也没为自己辩白一句。

“文革”初期，我自忖难免成为牛鬼蛇神，乘早把顺姐的银行存单交还她自己保管。她已有七百多元存款。我教她藏在身边，别给家人知道，存单的帐号我已替她记下，存单丢失也不怕，不过她至少得告知自己的儿子（她儿子忠厚可靠，和顺姐长得最像）。我下干校前曾偷偷到她家去探看，同院的人说“全家都给轰走了”。我和顺姐失去了联系。

有一天，我在街上走，忽有个女孩子从我后面窜出来，叫一声“钱姨妈”。我回脸一看，原来是顺姐的小女儿，她毕业后没升学，分配在工厂工作。据说，他们兄妹三况都在工作的单位寄宿。我问起她家的人，说是在乡下。她没给我留个地址就走了。

我从干校回京，顺姐的两个女儿忽来看我，流泪说：她们的妈病得要死了，“那个妈妈”已经去世，大姐跑得不知去向了。那时，他们兄妹三个都已结婚。我建议她们姐妹下乡去看看（因为她们比哥哥容易请假），如有可能，把她们的妈接回北京治病。她们回去和自己的丈夫、哥嫂等商量，三家凑了钱（我也搭一份），由她们姐妹买了许多赠送乡村干部的礼品，回乡探母。不久，她们竟把顺姐接了出来。顺姐头发全都灰白了，两目无光，横都不横了，路也不能走，由子女用自行车推着到我家。她当着儿女们没多说话。我到她住处去看她，当时家里没别人，经我盘问，才知道她在乡间的详细情况。

大小姐一到乡间，就告诉村干部顺姐有很多钱。顺姐只好拿出钱来，盖了一所房子，置买了家具和生活必需品，又分得一块地，顺姐下地劳动，养活家里人。没多久，“姐姐”投水自尽了，大小姐逃跑几次，抓回来又溜走，最后她带着女儿跑了，在各地流窜，撩下个儿子给顺姐带。顺姐干惯农活，交了公粮，还有余裕，日子过得不错。只是她旧病复发，子宫快要脱落，非医治不可。这次她能回京固然靠了礼品，她两个女儿也表现特好。虽然从没下过乡，居然下地去劳动。顺姐把房子连同家具半送半卖给生产队，把大小姐的儿子带回北京送还他父亲。村干部出一纸证明，表扬顺姐劳动积极，乐于助人等等。

顺姐在乡间重逢自己的哥哥。哥哥诧怪说：“我们都翻了身，你怎么倒翻下去了呢？”村干部也承认当初把她错划了阶级，因为她并非小老婆，只是个丫头，当地人都知道的。这个地主家有一名轿夫、一名厨子还活着，都可作证。“文革”中，顺姐的大女儿因出身不好，已退伍转业。儿子由同一缘故，未得申请入党。儿女们都要为妈妈要求纠正错划，然后才能把她的户口迁回北京。

他们中间有“笔杆子”，写了申请书请我过目。他们笔下的顺姐，简直就是电影里的“白毛女”。顺姐对此没发表意见。我当然也没有意见。他们为了纠正错划的阶级，在北京原住处的居委和乡村干部两方双管齐下，送了不少“人事”。儿子女儿还特地回乡一次。但事情老拖着。村干部说：“没有问题，只待外调，不过一时还没有机会。”北京街道上那位大娘满口答应，说只需到派出所一谈就妥。我怀疑两方都是受了礼物，空口敷衍。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事情还是拖延着。街道上那位大娘给人揭发了受贿的劣迹；我也看到村里一个不知什么职位的干部写信要这要那。顺姐进医院动了手术，病愈又在我家干活。她白花了两三年来攒下的钱，仍然是个没户口的“黑人”。每逢节日，街道查户口，她只好闻风躲避。她叹气说：“人家过节快活，就我苦，像个没处藏身的逃犯。”

那时候我们住一间办公室，顺姐住她儿子家，每天到我家干活，早来晚归。她一天早上跑来，面无人色，好像刚见了讨命鬼似的。原来她在火车站附近看见了她家的大小姐。我安慰她说，不要紧，北京地方大，不会再碰见。可是大小姐晚上竟找到她弟弟家里，揪住顺姐和她吵闹，怪她卖掉了乡间的房子家具。她自己虽是“黑人”，却毫无顾忌地向派出所去告顺姐，要找她还帐。派出所就到顺姐儿子家去找她。顺姐是积威之下，见了大小姐的影子都害怕的。派出所又是她逃避都来不及的机关。可是逼到这个地步，她也直起腰板子来自卫了。乡间的房子是她花钱造的，家具什物是她置备的，“老太婆”的遗产她分文未取，因为“剥削来的财物她不要”。顺姐虽然钝口笨舌，只为理直气壮，说话有力。她多次到派出所去和大小姐对质，博得了派出所同志的了解和同情。顺姐转祸为福，“黑人”从此出了官，也就不再急于恢复户籍了。反正她在我们家，足有粮食可吃。到“四人帮”下台，她不但立即恢复户籍，她错划的阶级，那时候也无所谓了。

我们搬入新居，她来同住，无忧无虑，大大发福起来，人人见了她就说她“又胖了”。我说：“顺姐，你得减食，太胖了要多病的。”她说：“不行呢，我是饿怕了的，我得吃饱呢！”

顺姐对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爱面子、遮遮掩掩。她告诉我，她随母逃荒出来，曾在别人家当丫头，可是她都不乐意，她最喜欢这个地主家，因为那里有吃有玩，最自在快活。她和同伙的丫头每逢过节，一同偷酒喝，既醉且饱，睡觉醒来还晕头晕脑，一身酒气，不免讨打，可是她很乐。

原来她就是为贪图这点“享受”，“自由恋爱”了。从此她丧失了小丫头所享受的那点子快活自在，成了“幺幺”。她说自己“觉悟了”，确也是真情。

她没享受到什么，身体已坏得不能再承受任何享受。一次她连天不想吃东西。我急了。我说：“顺姐，你好好想想，你要吃什么？”

她认真想了一下，说：“我想吃个‘那交’（辣椒）呢。”

“生的？还是干的？”

“北阳台上，泡菜坛子里的。”

我去捞了一只最长的红辣椒，她全吃下，说舒服了。不过那是暂时的。不久她大病，我又一次把她送入医院。这回是割掉了胆囊。病愈不到两年，曲张的静脉裂口，流了一地血。这时她家境已经很好，她就告老回家了。

现在她的儿女辈都工作顺利，有的是厂长，有的是经理，还有两个八级工。折磨她的那位大小姐，“右派”原是错划；她得到落实政策，飞往国外去了。顺姐现在是自己的主人了，逢时过节，总做些我爱吃的菜肴来看望我。称她“顺姐”的，只我一人了。也许只我一人，知道她的“自由恋爱”；只我一人，领会她“我也觉悟了呢”的滋味。

一九九一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