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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如果教室像游乐场

2012-02-23 本文已影响 2.96W人 

三毛:如果教室像游乐场

当我的车子开进校园中去找停车位时,同学阿敏的身影正在一棵树下掠过。我把车子锁好,发足狂奔,开始追人,口里叫着他的名字。追到阿敏时,拍的打他一下,这才一同往教室的方向走去。

上学不过三五次,对于这种学校生活已经着了迷。初上课时以为功课简单,抱着轻敌的自在而去。每周几堂课事实上算不得什么,老师艾琳也是个不逼人的好家伙。可是课后的作业留得那么多,几十页的习题加上一个短篇小说分析,那不上课的日子就有得忙了。

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很实心的人,文法填充每一条都好好写,小说里的单字也是查得完全了解才去教室。这样认真的念书,虽然什么目的也没有,还是当它一回事似的在做,做得像真的一样,比较好玩。

我在教室里挂外套,放书籍,再把一大盘各色糖果放在桌上,这才对阿敏说:“刚才停车场边的那只松鼠又出来了,看到没有?”

阿敏听不懂松鼠这个英文字,我就形容给他听:“是一种树林里的小动物,有着长——长——毛——毛的尾巴,它吃东西时,像这样……”说着丢了一颗糖给六十岁的阿敏,接着自己剥一颗,做松鼠吃东西的样子。阿敏就懂了。这时第三个同学走进教室;必然是我们这三个最早到。伊朗女同学一进来就喊:“快点,拿来抄。”我把习题向她一推,她不讲话,口里咬着水果糖,哗哗抄我的作业。

在我们教室的玻璃门上,学校贴了一张醒目的告示,严重警告:“在这个区域里,绝对禁止食物、饮料,更不许抽烟。”

上学的第一天,大家都做到了,除了那个头发上打大蝴蝶结的以色列同学阿雅拉。

阿雅拉念书时含含糊糊的,我问她:“你怎么了?”她把舌头向我一伸,上面一块糖果。我们的老师艾琳在第二节课时,开始斜坐在大家的椭圆形桌子上,手里一罐“七喜汽水”。

当我发现老师的饮料时,心里十分兴奋,从此以后,每次上课都带一大盘糖果。

彩色的东西一进教室,大家都变成了小孩子,在里面挑挑拣拣的,玩得像真的一样。老师对于糖果也有偏爱,上课上到一半,会停,走上来剥一颗红白相间的薄荷糖,再上。于是我们全班念书时口里都是含含糊糊的,可是大家都能懂。

在这个班上,日本女同学是客气的,我供应每天三块美金的甜蜜,她们就来加茶水和纸杯子。这一来教室里每个人都有了各自的茶叶包。老师特别告诉我们,在走廊转角处有个饮水机——热水。就这样,我们在那“绝对不许”的告示下做文盲,包括老师。

在我们的班上,还是有小圈圈的。坐在长桌两端的人,各自讲话。同国籍的,不肯用英文。害羞的根本很安静。男生只有三个,都是女生主动去照顾他们,不然男生不敢吃东西。

我的座位就在桌子的中间,所以左边、右边、对面、旁边的同学,都可以去四面八方的讲话。下了课,在走廊上抽烟时,往往只拉了艾琳,那种时刻,讲的内容就不同。什么亨利·詹姆斯,费滋杰罗,福克纳,海明威……这些作家的东西,只有跟老师谈谈,心里才舒畅。

上课的情形是这样的:先讲十分钟闲话,同时彼此观赏当日衣着,那日穿得特美的同学,就得站起来转一圈,这时大家赞叹一番。衣服看过了,就去弄茶水,如果当日老师又烘了个“香蕉蛋糕”来,还得分纸盘子。等到大家终于把心安定时,才开始轮流做文法句子。万一有一个同学不懂,全班集中精神教这一个。等到好不容易弄懂了,已经可以下课。

第二堂必有一张漫画,影印好了的,分给同学。画是这种的:画着一个人躺在地上死了,旁边警察在交谈。其中一景是个警察的手枪还在冒烟。开枪的警察说:“什么,一个游客?我以为是个恐怖分子呢。”

游客和恐怖分子这两个字发音很接近,就给误打死了,背景是影射苏俄的那种俄式建筑。

同学们看了这张漫画,都会笑一阵。不笑的属于英文特糟的两三个,大家又去把他们教成会笑,这二十分钟又过去了。

接下来一同读个短篇小说。

我在这短篇小说上占了大便宜,是因为老师拿来给我们念的故事,我全部念过,虽然如此,绝对不会杀风景,把结局给讲出来,甚而不告诉他人——这种故事我早就看过了。

看故事时大家像演广播剧,每一小段由同学自动读,每个人的了解程度和文学修养在这时一目了然。碰到精彩的小说时,教室里一片肃静。

这些故事,大半悲剧结束。我们不甘心,要救故事主角。老师说:“文学的结局都是悲的居多,大家不要难过。”

有一天,我们又念着一个故事;书中一对结婚六十年的老夫妇,突然妻子先死了。那个丈夫发了疯,每天在田野里呼叫太太的名字。这样,那老人在乡村与乡村之间流浪了三年,白天吃着他人施舍的食物,晚上睡在稻草堆里。直到一个夜晚,老人清清楚楚看见他的太太站在一棵开满梨花的树下,向他招手。他扑了上去。第二天,村人发现老人跌死在悬崖下。那上面,一树的花,静静的开着。

当我们读完这篇二千字左右的故事时,全班有好一会儿不想讲话。老师等了一下,才说:“悲伤。”我们也不吃糖、也不响、也不回答,各自出神。那十几分钟后,有个同学把书一合,说:“太悲了。不要上了。我回家去。”

“别走。”我说:“我们可以来修改结局。”

我开始讲:“那村庄里同时住着一个守寡多年的寡妇,大家却仍叫她马波小姐。这个马波小姐每天晚上在炉火边给她的侄儿打毛衣。在寂静的夜晚,除了风的声音之外,就听见那个疯老头一声一声凄惨的呼唤——马利亚——马利亚——你在那里呀——这种呼叫持续了一整年。那马波小姐听着听着叹了口气,突然放下编织的毛衣袖子,打开大门,直直的向疯老头走去,上去一把拎住他的耳朵,大声说:“我在这里,不要再叫了,快去洗澡吃饭——你这亲爱的老头,是回家的时候了。”

说完这故事,对面一个女同学丢上来一支铅笔,笑喊着:“坏蛋!坏蛋!你把阿嘉莎·克莉丝蒂里面的马波小姐配给这篇故事的男人了。”

这以后,每念一个故事,我的工作就是:修改结局。老师突然说:“喂!你可以出一本书,把全世界文学名着的结局都改掉。”

以后教室中再没有了悲伤,全是喜剧结尾。下课时,彼此在雨中挥手,脸上挂着微笑。

没多久,中国新年来了,老师一进教室就喊:“各位,各位,我们来过年吧!”

“什么年哦——我们在美国。”我说。

“你们逃不过的。说说看,要做什么活动送给全班?”老师对着月凤和我。

“给你们吃一盘炒面。”我说。

大家不同意,月凤也加了菜,大家还是不肯,最后,我说:“那我要演讲,月凤跟我一同讲,把中国的年俗讲给大家听。”

“什么罗——你——”月凤向我大喊,全班鼓掌送给她,她脸红红的不语了。

那一个下午,月凤和我坐在学校的咖啡馆里,对着一张白纸。上面只写了一个英文——祖宗。

“怎么讲?”月凤说。“从送灶神讲起。”我说。“灶神英文怎么讲?”月凤说。“叫他们夫妻两个厨房神好了。”我说:“不对、不对,还是从中国的社会结构讲起——才给过年。”

两个人说来说去,发觉中国真是个有趣而充满幻想的民族。这一来,不怕了,只担心两小时的课,不够讲到元宵花灯日呢。

好,那第三天,我们跑到教室去过中国年。艾琳非常得意拥有月凤和我这种学生,居然到处去宣传——那学校中的老师们全来啦!

我跑上写字板上,先把那片海棠叶子给画得清楚,那朵海棠花——台湾,当然特别画得大一点。

在挤满了陌生人的教室里,我拍一拍月凤的肩膀,两人很从容的笑着站起来。

开场白是中国古老的农业社会;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大地休息。好啦!中国人忙完了一年。开始过节。年,是一种怪兽……

在听众满眼元宵灯火的神往中,我们的中国新年告一段落,那十二生肖趴在写字板上。同学拚命问问题:“我属猪,跟谁好一点?”

“那属蛇的呢?属蛇的又跟那种动物要好?”

那些来听讲的老师们有些上来跟月凤和我握手,说我们讲活了一个古老的文明。

艾琳简直陶醉,她好似也是个中国人似的骄傲着。她把我用力一抱,用中文说:“恭喜!恭喜!”我在她耳边用西班牙文说:“这是小意思啦!”

月凤跟我,在这几班国际学生课程里,成了名人。那些老师都去他们的班上为我们宣传。这种事情,实在很小家气,土啦。

从月凤和我的演讲之后,班上又加了一种读书方法——演说。人人争着说。

我们打招呼、看衣服、读文法、涂漫画、改小说、吃糖果、切蛋糕、泡茶水、然后一国一国的文化开始上演。

那教室,像极了一座流动的旋转马。每一个人骑在一匹响着音乐的马上,高高低低的旋转不停。我快乐得要疯了过去。

“各位,昨天我去看了一场电影——《远离非洲》。大家一定要去看,太棒了。”我一进教室就在乱喊。跑到墙上把电影院广告和街名都给用大头钉钉在那儿。又说:“午场便宜一块钱。”

那天的话题变成电影了。

艾琳进门时,我又讲。艾琳问我哭了没有,我说哭了好几场,还要再去看。

这一天下午,我们教室里给吵来了一台电视机和录放影机。以后,我们的课又加了一种方式——看电影。

在这时候,我已经跑图书馆了,把《远离非洲》这本书给看了一遍,不好,是电影给改好的。我的课外时间,有了满满的填空。吞书去了。

我开始每天去学校。

没有课的日子,我在图书馆里挑电影带子看,看中国纪录片。图书馆内有小房间,一个人一间,看完了不必收拾,自有职员来换带子。我快乐得又要昏过去。

我每天下午在学校里游戏,饿了就上咖啡馆,不到天黑不回家。于是,我又有了咖啡座的一群。

学校生活开始蔓延到外面去。那阿雅拉首先忍不住,下了课偷偷喊我,去参加她家的犹太人节庆。日本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去吃生鱼片。伊朗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来家里尝尝伊朗菜。南斯拉夫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回家去聊天。巴西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来喝巴西咖啡。月凤下了课,偷偷喊我,给我五个糯米粿。

艾琳下了课,偷偷喊我——又来一本好书。

咖啡馆的那一群散了会,偷偷喊我——我们今晚去华盛顿大学听印度音乐再去小酒店。

我变成了一个偷偷摸摸的人,在西雅图这陌生的城郊。“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贼。”在艾琳的办公室门口,我捧着一杯咖啡对她说。艾琳笑看了我一眼,说:“哦,我在美国土生土长了一辈子,只有一个朋友。你才来一个多月,就忙不过来。”

“你也快要忙不过来,因为我来了。”我上去抱一下艾琳,对她说:“亲爱的。”

说完赶快跑。情人节快到了,要吓她一次,叫她终生难忘我们这一班。

“哗,那么美丽的卡片!”班上同学叫了起来。

“每人写一句话,送给艾琳过情人节。”我说。

那张卡片尺寸好大,写着——送给一个特别的人。全张都是花朵。夸张的。

“这种事情呀,看起来很无聊,可是做老师的收到这类的东西,都会深——受感动。”

“你怎么知道?”有人问。

“我自己也当过老师呀!有一年,全班同学给了我一张卡片,我看着那一排排名字,都哭吔!”我说。

大家上课时悄悄的写,写好了推给隔壁的。我们很费心,画了好多甜心给老师,还有好多个吻。这种事,在中国,打死不会去做。

等到第二节上课时,一盒心形的巧克力糖加一张卡片,放在桌子前端艾琳的地方。

艾琳照例拿着一罐汽水走进来。

当她发现那卡片时,咦了一声,打开来看,哗的一下好似触电了一般。

“注意!艾琳就要下雨了。”我小声说。

同学们静静的等待老师的表情,都板着脸。

那老师,那《读者文摘》一般的老师,念着我们写的一句又一句话,眼泪哗哗的流下来。

“哦——艾琳哭了。”我们开始欢呼。

另一班的老师听见这边那么吵,探身进来轻问:“发生了什么事吗?”

当她发现艾琳在站着哭时,立即说一声:“对不起。”把门给关上了。她以为我们在整人。

这一回,艾琳和我们再度一同欢呼,大家叫着:“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

于是我们推开书本,唱向每一个同学,大家轻轻一抱,教室里乒乒乓乓的都是撞椅子的声音。抱到月凤时,我们两个中国人尖叫。

在咖啡馆的落地大玻璃外,艾琳走过;我向她挥挥手,吹一个飞吻给她。她笑着,吹一个飞吻给我,走了。我下课也赖在学校,不走。

“那是我的好老师吔。”我对一位同桌的人说。他也是位老师,不过不教我的。

我们同喝咖啡。

“你们这班很亲爱啊。”这位老师说。

“特别亲爱,不错。”我说。

“我听说,有另外一个英文老师,教美国文学的,比你现在的课深,要不要下学季再去修一门?”这位物理老师说。“她人怎么样?”我小心翼翼的问。

“人怎么样?现在就去看看她,很有学问的。”这位老师一推椅子就要走。

“等等,让我想一想”我喊着,可是手臂被那老师轻轻拉了一下,说:“不要怕,你有实力。”

我们就这样冲进了一间办公室。

那房间里坐着一位特美的女老师——我只是说她的五官。

“珍,我向你介绍一位同学,她对文学的见解很深,你跟她谈谈一定会吃了一惊的。”我的朋友,这位物理老师弯着腰,跟那坐着不动不微笑的人说。我对这位介绍人产生了一种抱歉。

那位珍冷淡的答了一声:“是吗?”

我立即不喜欢这个女人。

“你,大概看过奥·亨利之类的短篇小说吧?”她很轻视人的拿出这位作家来,我开始气也气不出来了。“美国文学不是简单的。”珍也不再看我们两个站在她面前的人,低头去写字。

“可是,她特别的优秀,不信你考她,没有一个好作家是她不知道的。”那个男老师还要自找没趣。

珍看了我一眼,突然说:“我可不是你们那位艾琳,我——是深刻的。我的班,也是深刻的。如果你要来上课,可得早些去预排名单,不然——”

“不然算了,谢谢你。”我也不等那另一个傻在一边的物理老师,把门哗一拉,走了。

在无人的停车场里,我把汽车玻璃后窗的积雪用手铺铺平,慢慢倒下一包咖啡馆里拿来的白糖,把雪拌成台湾的清冰来吃。

那位物理老师追出来,我也不讲什么深刻,捧了一把雪给他,说:“快吃,甜的。”

“你不要生气,珍是傲慢了一点。”他说。

我回答他:“没受伤。”把那捧甜雪往他脖子里一塞,跳进车里开走了。开的时候故意按了好长一声喇叭。我就要无礼。

回到公寓里,外面的薄雪停了。我跑到阳台上把雪捏捏紧,做了三个小小的雪人。远远看去,倒像三只鸭子。我打开航空信纸开始例行的写家书。

写着:“幸好我的运气不错,得了艾琳这样有人性又其实深刻的一位好老师,虽然她外表上看去不那么深。不然我可惨罗!下学季还是选她的游乐场当教室,再加一堂艺术欣赏。不必动手画的,只是欣赏欣赏。下星期我们要看一堂有关南斯拉夫的民俗采风幻灯片,怎么样,这种课有深度吧?再下一堂,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纪录电影。对呀!我们是在上英文呀!下雪了,很好吃。再见!情人节快快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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