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雪华岭南大讲坛励志演讲稿：当前中国的10大社会问题
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广东。我已经是第二次来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广东我基本上每年都要来几次，对广东比较熟悉，所以，每次有机会到广东来我总是很开心。一方面，这儿我的朋友多，另一方面，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所以，刚才他们要我题字，我题了“广东要永做改革开放的前沿”，不是一时的，以后也应该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这也是习近平同志最近来广东对广东提出的殷切希望。广东是有这种资格，也是有这种条件这样做的。所以，每次到广东来我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也就是更多地是来学习，而不是到这里来讲点什么，今天同样。一会儿的互动过程中我希望从大家这里学习到很多东西。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30多年，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个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因为能够持续30多年GDP以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到过。所以，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无论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的朋友，没有人能够否定这一点。可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了以后，我们也遇到一大堆的问题，有很多问题现在解决起来难度很大，所以，2012年应中央办公厅的邀请，我去中南海给中央领导讲课，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一位中央领导问我，施教授，中国的改革开放什么时候是黄金时间?我坦率地告诉他，我觉得刚刚过去的十来年，其实是改革开放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黄金时间。大家都懂的这个原因，我们的有些事没好好做，正儿八经的大事做得太少。也就是说，在2012年以前十来年里面，真正的全局性的大事没怎么做，有些利益集团发展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所以，很可惜。现在回过头再来想一想，该怎么办，你说有没有晚?有点晚，可是还来得及，所以，2012年，新的领导人上来了之后，完全拓展了改革开放，从整体上改革开放，而不是从局部领域里。
最近，应有关部门的要求，我刚好正在对习近平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的做法给一个总体的评价，这篇文章很快就出来了，应该说，是具有开拓性的，究竟开拓在哪里?跟过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比，到底新在哪?我的文章出来后大家会看到，我待会儿在讲话中也会陆续涉及到一部分。
今天主要是围绕“当前的中国社会问题及其治理创新”来谈这个问题。
当前中国的10大社会问题
1、贫富差距的过大与社会的撕裂
大家知道，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最大的障碍就是贫富差距过大。贫富差距一定程度的大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机制，很好。比如说，我们衡量贫富差距有一个国际公认的标准叫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在0.2以下的时候，贫富差距不大，社会发展很慢;基尼系数在0.2以上的时候，表明贫富差距开始拉大，这时候社会会加速发展，社会的财富也加速增长。但这个过程中如果控制得不好，也就是基尼系数在0.45以上的时候(中国2001年以后就跨过了这根线)，贫富差距拉得过大，社会各个阶层之间、集团之间、区域之间、职业之间、行业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相互之间矛盾也是越来越多，社会对立加剧，社会运行开始失灵。据统计，全世界将近200个国家里面，人均年工资是41535元人民币，而目前中国是6120元，是世界平均工资的15%，在被统计的这些国家里面，我们是名列第158位，倒数第26位。另外，还有一个统计数字，世界上平均一个社会里面最富的10%的人占有社会的总财富大概是多少?是31.7%，而目前的中国已经超过50%了。如果以最富的家庭作为单位，最富的1%的家庭占了已经80%左右的国民财富。你看贫富差距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如果你去国外的话，大家都知道80年代末的时候，我1988-1989年去法国巴黎做访问学者，香榭丽舍大街LV的专卖店，那个时候只是限制日本人和韩国人来购买，每张护照只能购买2套。2002-2003年我去法国巴黎做博士后研究，巴黎香榭丽舍大街LV专卖店已经开始限制中国人购买，一张护照只能买2套，因为有的中国人特别是一些“土豪”一买就是7套、8套的。别人一看，中国人真富!可是，他们看到的只是部分中国人，大多数的中国人其实并不富有。
不是说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吗，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吗，那中国的国民财富30多年到哪里去了?有人说贪官贪掉了，有人说转移到国外去了，有人说购买了美国的国债了，有人说给亚非拉国家扶贫去了。有没有这些问题?有，可是主要不是这个原因。那么，我们的国民财富究竟主要去哪里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财政怎么会那么紧张呢?问国务院总理，问省里的省长，市里的市长，县里的县长，你说还有钱不?没了，财政太紧了，没钱。你看我们的中西部贫穷地区，建个或修缮个小学、中学我们的财政都决不了，还要搞“希望工程”，“希望工程”是民间捐赠的。我告诉您，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我们财政的经费非常紧张，财政是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所以，为什么习近平上来以后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中石油、中海油为什么他们的老总们纷纷被抓了?有的人说这是政治斗争，因为这些老总们是跟着某某某“大老虎”，所以，一块儿把他们整了。瞎说。这里面或许有一点政治斗争的因素，但再不清理这些老总们，对某些国有大公司的行为进行严格的控制，中国的财政问题根本解决不了。所以说，谁上来要解决中国问题，特别是解决中国的各级财政问题，都必须清理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目前的社会到了撕裂的程度，有学者说社会到了断裂的程度，我倒是觉得还没有到断裂的程度，但是社会撕裂问题是存在的。
2、社会结构的“板结”和中产阶级的萎缩
因为近几年和过去不一样，改革开放初期一二十年里，那时候社会流动性是很强的，贫民可以变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可以慢慢变成上层阶级，有的中产阶级也会掉为下层阶级，有的下层阶级变成中产阶级。由于那个时候的社会流动性比较强，社会一体化或者社会整合程度较高，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成长得比较快。可是，近来一二十年，那就不是这样了，社会逐渐板结，社会流动性指的是阶级阶层的流动性(不是指地域，地域流动性现在也很强了)，是社会阶级阶层的结构慢慢板结了，其中直接的后果就是中产阶级逐渐萎缩，也就是开始的十几年，通过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中产阶级本来已经慢慢成长起来了，可是最近的一二十年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特别是房价的上升，很多本来已经成为中产阶级成员，慢慢地下降为下层阶级。比如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中心城市，本来已经不错了，至少有一二百万的收入积攒下来了，自己有个小房子，过去就是单位分的，虽然不大。可是，这几年有拆迁、城市改造，或者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改革开放以来积累下来的钱一夜之间就给了房地产商。北京这样的地方，三环以内，7、8万一平方米是很正常的，有的地方到十几万一平方米，上海的黄浦江旁边已经到了30万一平方米，北京的五环以内4、5万一平方米。买大一点的，比如100平米的房子，至少400到500万。孩子要结婚怎么办?大学刚毕业没有很多钱，这时候只能用父母或岳父母的钱给他们买个房，实际上就是说三家的积蓄全部一夜之间没了，从中产阶级变成下层阶级。如果是父母付首付，小两口自己得还20年左右的房贷，一个大学、硕士或博士毕业生的白领家庭立刻变为下层阶级。因此，这几年中产阶级逐步萎缩，而中产阶级的萎缩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从古希腊开始，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里面就讲过，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中产阶级，社会就会变得很不稳定。为什么这几年社会矛盾那么复杂?有时候看到街上的有些行为觉得不可思议，比如说，在首都北京街头，本来应该是最文明的地方，可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两辆车不小心刮一下，现在的车都是交保险的，根本不需要吵架，保险公司会出钱的，何必要吵架呢?可是他们竟然一下来没几句话就开始动手，原因是什么?平时的生活里面积累了太多怨气，倒不是针对对方这个人的，平时有各种各样的事，焦虑，要发泄。
社会板结之后，人们就开始丧失了改变自己地位和境况的梦想，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国梦，要有自己的中国梦。过去讲的美国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不管是哪个阶级、阶层，不管哪个民族、种族，到美国来以后，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我们都是自由平等的，一点一点从底层到中产阶级到上层阶级，也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一个穷光蛋完全可以变成中产乃至富人。这几年美国梦也不行了，由于它经济社会的危机，还有劳动就业情况的恶化，美国梦现在也麻烦了。中国要实现中国梦的话，如果中产阶级是萎缩的，何以实现中国梦?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他们上台以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国民收入重新分配的制度改革，李克强为领导小组的组长。可是，听说目前力度不大，力度不大就没有意思了，所以，我一直建议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改革力度，给中国梦一个社会基础，否则的话这个基础是不会有的。
3、社会结构的分化与社会自组织程度的低下
近几年通过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组织不断在成长。这个社会组织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概念。狭义的是指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以外的第三部门的组织形态，就叫社会组织。如果是广义的社会组织，包括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公共部门不算在内，也就是说，包括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两个方面。所谓市民社会指私人领域，以私人利益为中心，包括个人、家庭以及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像公司、企业。第三部门是什么意思?除了私人部门，还有国家公共部门，除这两个部门公和私领域以外还有第三个领域，就叫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其实，没有单独的第三领域，所谓的第三域是啥?就是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有点公共，有点私人的，叫做第三部门，也就是把它放在第一部门、第二部门都不合适，所以，才谓之“第三部门”，但领域只有两个领域：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所谓第三部门只是有点半公半私，它是社会组织，不是国家组织、政府组织，也不是公司、企业这些私人的组织，它们关心的事情不是私人领域，是公共领域的事，社会的整体利益，甚至是国家的利益，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与公共利益有关的问题，所以，才叫“第三部门”。有的领导说，我们要扶持中国的公民社会，我们从不吐痰不随便丢垃圾开始，瞎说，这是市民社会的领域。所以，要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是指完善社会组织的结构功能，不是完善公民的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行为规范，后者是市民社会的范畴。
这几年中国大量的社会组织自组织能力很差、程度很低，原因是什么呢?很多我们的自组织其实不是它自己组织起来的，是在有关党政部门扶持下成长起来，实际上是这些部门控制性产生和成长的。因为，如果完全放开的话，有些部门就瞎搞乱搞。像广东现在已经放开了，大部分不需要登记。一般社会组织只需要备案。这就会存在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仅是备案，它的活动、行动怎么监督?如果它出偏差，跟原来组织宗旨偏离怎么办?另外，大量的组织成立起来后，开展各种各样活动，对社会确实有好处。我们目前社会组织活动起来太困难，原因是因为活动经费有限，自己去化缘搞来的钱很有限，政府给予补助非常有限。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国际上是怎么做的?在对策里面我会讲。社会的自组织程度低了以后，造成两大基本困境：一是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非常有限;二是国家和政府负担还是很重。这样的话，不管它们也不行，老管着它们，它们又很难成长起来，两难。
4、城镇化的加速和村庄的转移
我去美国演讲的时候，人家问我，施教授你能不能评价一下中国的城镇化，我说可以。他说我听说你们的城镇化把农民赶到城市或者小城镇里面，说中国的村庄一夜消失了很多，有这样的现象吗?我说是真的，越来越多非常漂亮的、古色古香的很有地方文化个性的村庄慢慢消失了，特别是江浙这一带。过去的江浙听上去好像是平原以为一马平川，其实不是很平，大概是20年前，江浙这一带进行大量平整土地，把不太平的平原真正搞成一大平原，同时，大力推进小城镇化，这么一来，大量村庄在城镇化过程当中消失了。
这个问题怎么看?我认为有两种村庄概念，一种是有形的村庄，另外一种是无形的村庄。有形的村庄就是你看得见的，几十家、几家组成的一个村落叫做村庄。无形的村庄是什么意思呢?以农民为群体，他们已经习惯了村庄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他们到了城里，可是他们的习惯还没变，他们的生产生活还是农村的那个习惯，同村的人还是白天晚上聚在一起，十年、二十年了他们还是这样，融不到城里人的生活中去，这样就糟糕了，进了城，但市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跟随不上，甚至有的人回到乡下去住了。中国目前就出现这样的文化，就是所谓逆城镇化。
大家都知道，去年李克强参观一个城镇化成果展的时候，他就问，早在一九三几年的时候，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学者专门画了一条线，就是从东北漠河到云南的一个城市，把它分为中国的东部和西部，这条线画了以后，一统计，说那个时候线以西的大概是5%的人口，线以东是95%的人口，最近这条线怎么样了?这条线还在，只不过西部人口从5%上升了6%，稍微增加一点。李克强同志就问，什么时候中国的城镇化了以后才能改变这条线。有学者专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重大课题的研究，最后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是：应该放开集体城镇化，应该使得有的人愿意到乡下去住可以到乡下去住，有的人愿意从乡下到城里也可以放开，对有些有兴趣生产生活在西部和农村的人进行特殊的优惠，虽然地方也可以优惠嘛，但一定要有国家优惠，那就大量的人口可以往西部走，否则的话不可以。即使在东部地区，如果有一些人愿意逆城镇化可不可以?可以。而完全斩断这条路，将来的这个城市就是大城市、超大城市，超大城市就是几千万人的城市，像北京市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口吗?固定人口和流动人口加起来将近3000万，而整个加拿大3400-3600万之间，城市太大就有巨大的城市压力，自己就解决不了所有问题，造成“城市病”。而相关的政策，相关的设施，你都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面，人家当然愿意去那些地方。比如说北京，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的话，每个礼拜都可以去欣赏音乐会。其他的中小城市没有那么多的文化生活设施。国家的政策如果不变化，那就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中国的城镇化政策如果不改变，它直接后果还不是人口问题或者社会问题，这样的社会问题会转化为政治问题。所以，为什么王岐山同志叫大家去看一本书，就是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先生写的，叫《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先生写过很多书，但是最著名的有两本书，一本是《旧制度与大革命》，是解释法国大革命怎么会爆发的;第二本是《论美国的民主》，专门讲美国的发展，讲19世纪中后期以前和19世纪中后期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哪里。
我简单介绍给大家介绍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很多人讲法国为什么会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说是法国国王和王后很顽固，不改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导致革命，这是一般的解释。这位作者说，是这样吗?他研究后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一回事。他发现，法国大革命前是法国历史上改革最快的时候，由于太快了，没有掌握改革的节奏，几乎得罪了所有的阶级、阶层，整个社会对王家充满了怨气。这个时候有一帮知识分子，到处在沙龙里面号召革命，说这个国王、王后太不像话了，但是这些人只会动嘴巴不会动手的。这个时候由于前面一两百年城市化，从十六世纪以后，实际上他们城镇化的问题慢慢开始了，但真正城市化的爆发是工业革命以后。前面是从乡村到城市，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前夕，资本大规模发展之后需要土地，需要自由劳动力，他们卖了土地和财产给资本家，乡村中有一部分人慢慢迁到城里，十年二十年以后，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进了城后整天在街上晃荡来晃荡去，无所事事，喝喝咖啡，看看女人，讲讲黄色笑话，基本上是这样一群人，整天无所事事对社会又不满，那怎么办?听到巴士底狱有个演讲是号召革命，一下子涌去看，听了煽动这些人就开始去闹。所以，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从性质上来讲的，参与的实际的力量主要是这帮失地的'农民即“无套裤汉”。所以王岐山先生让大家看这本书，主要要我们注意两点：一是改革要注意节奏，不能太快，需要有相应配套的政策和措施同步推进;二是城镇化要讲究方式方法。如果简单把农民从乡村赶到城里，若干年以后，那帮人卖地的钱花完以后，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
中国未来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呢?虽然土地财产给了资本家，或者政府可以买走，但可以以土地、房产等入股，将来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更多的钱可以分红，分红可以一代一代传给儿子孙子，世世代代有股权，生活有来源，就没有问题了，革命的力量就给挡住了。另外，有形的村庄看得见还是比较容易，关键是无形的村庄，也就是农民原有的群体的生活方式的转变，现在没办法改变，其它措施包括新市民的教育培训跟不上。
5、社会群体事件的频发和党政处置社会危机能力的尴尬
这几年群体事件在各地不断爆发，有所谓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重庆出租车罢运的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等，都是群体事件。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有些事情本来就很大，但绝大部分事情开始的时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是什么大事，可是，后来越搞越大，是怎么回事?比如说湖北，我的一个博士生，她专门为这件事情到石首去调查，她本来就是湖北人，她做博士后的报告就是做这个事件。她调查以后回来告诉我，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小事，说有一个人生孩子，到了医院的时候还好好的，结果后来难产死了，如果自然的话都有多少多少的概率，哪怕在北京、广州医疗非常好的地方都有死亡的概率。但家属就不愿意了，说我们送来好好的，怎么搞死了呢，这个时候医院处理不当，公安过分暴力地介入，一些人一听说公安介入，搞成了群体的大事。所以，党政处理危机能力的低下造成事件处理不好，非常地尴尬，这样的事有很多。
6、社会自由的量升和质降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自由，可以说从量上是不断增加，过去要说一句领导人的坏话，那绝对是反革命。改革开放以来呢，这方面逐步放松了，各种各样的自由，经济、社会、文化的自由慢慢放松了，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干部，谈恋爱也不需要跟组织汇报了，过去是要向组织汇报的，组织上不同意的话那就没办法。现在社会自由逐渐放开了。
可是，由于社会自由无规则化，下面还会讲到，社会自由在不断增加，但是你的自由和我的自由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怎么办，这种规则太少，所以，社会自由的量是在不断增长，可是，由于自由边界不明，互相损耗，自由的质量在不断下降，也就是真正享有的社会自由最后越来越有限。这里面，政府有责任，社会自己也有责任。
7、无规则、弱规则、潜规则盛行和社会诚信系统的破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取得很多成就，也有很多失误，最大失误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社会诚信系统逐渐破坏。但这个不是改革开放以来才有，从1957年反右开始社会诚信系统就逐渐破坏。改革开放以来有些东西无规则、弱规则。规则是有的，但不多，不那么硬的规则。潜规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不是明的，实际上是按这个规则来做。潜规则盛行后这个社会里面明规则、硬规则就不起太大的作用了。您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会有社会诚信呢?没有诚信，什么都敢干的社会是很糟糕的，社会自由量再大，质也会下降。
比如说珠海，我去给市委市政府讲社会管理。其中一个单位的领导问到一个问题，说是有一个社区里面有一户人家，稍微有点经营活动，小杂货店之类的，娱乐活动经常搞到很晚，设施弄得梆梆响，影响到邻居休息。他们说，一，我们用行政命令的办法，通过区政府或其街道办，我们把那户人家从社区里赶走或强令其搬走;二，通过工商部门吊销你执照的办法，说你超出了执照经营范围的规定;三，通过治安处理的办法，我派几个人砸你家玻璃，故意让公安介入，让公安制止你。四，通过协议的办法，我们都在这个小区里，每家每户出代表开会，大家协商晚上10点钟以后声音不准超过多少分贝，通过居民协议办法行不行?你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四个办法都行，人家北京、上海都这么干，都解决了。解决问题是可以的，但本来是不是应该这样解决，那是另当别论。
我说，第一种用行政的办法，我告诉他们，社区里面是自治单位，不是行政应该直接管的，所以，应该用自治办法管，而不是用行政办法管。第二种让工商吊销他的执照，杂货店最多停业，但他家在这里，晚上还梆梆响，住家在这里赶不走啊。第三种用扔砖头制造事端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第四种用所谓协议的办法来解决行不行，我讲你要分清楚两个东西，一是人的权利，另一个是人权。人权是什么意思?人权是特定概念，是指人作为人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权利。人的权利不等于人权。比如说生命权、人格权、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是人权，这是基本人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办工厂、建企业、经商贸易等经济权，从事教育、组织演出、参加娱乐等文化权，组织家庭、养儿育女、尊老爱幼等社会权利等，是人的权利。人权是不可以协议的，比如说生命权，我说我不想活了，我委托某某结束我的生命，不可以。休息权等属于人权的范畴，也是不可以协议的。当然，你要通过内部“协议”也没咋的，你也可以这么干。你可以保护人权但不可以直接干预人权。中央政府可以规范人权，地方政府可以保护、保障人权，但不能直接规定人权是哪些，这些是由中央政府规定的。人家问我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决，我说最好的办法是说服教育，但在说服教育不行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司法诉讼。也就是说，你的人权和我的人权是平等的，你有休息权，我也有休息权，休息权高于娱乐权，因为，人权比人的权利更重要，我可以去法院告你，你影响我的休息权，法院也会根据优先保障人权的原则去裁决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通过司法解决是最好的途径和办法。
8、代际矛盾的加剧和社会关怀系统的缺失
近几年，代际矛盾非常突出，比如说环境问题，这几年污染了环境，后面的几十年，后面的几代人就在您污染的环境里面生产和生活。比如说，在北京、上海等地买了房屋，你借了或花了几代人的钱，他们将来社会保障就没有钱了，等等这些矛盾。也就是从生存、生产来讲，代际矛盾是越来越大，但社会关怀系统一代一代是割裂的，互相管不上。社会中一代人自己对自己的关怀系统很有限，跨代的关怀系统又很薄弱。社会没有给它搭很好的平台，这个很糟糕，而人家西方的话，社会一直有这样的关怀系统，有的是宗教系统里面建构起来的，有的是世俗社会组织里面自我组织起来的，特别是社区老人关怀组织很多，志愿者很多。而我们的世俗社会组织里面很少，宗教系统里面更少。宗教在中国还是受到一定的限制，将来这部分要慢慢重建。
9、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政治问题的犬牙交错和民族矛盾的激化
我有一个本科同学，他是新疆的党委常委，他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民族矛盾越来越激化，如果按照现在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政策搞下去，民族矛盾会越来越不好解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政策不调整的话，一般的社会矛盾就会转变为民族问题、政治问题。我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新疆乌鲁木齐一立方的煤气竟然比上海一立方煤气的价格还要高，不是说新疆到上海铺了很多管道吗，难道不要花成本吗?怎么上海比新疆还更便宜呢?你了解情况后才知道，因为，新疆乌鲁木齐地方政府补助居民的钱很少，它的财政很困难，而上海市政府富一些，财政状况好一些，补助居民的钱很多，所以，同样一立方米的煤气，上海市政府拿的钱很多，居民自己拿的钱就可以很少，而新疆相反。这是我们的税收和财政政策造成的。税收怎么造成的?是资源税有问题，资源税很低，进入国家财政就很少，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时候力度很有限，给有资源的地方返回的钱很少。原因是开采这些资源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人称“共和国长子”，我们不能征很高税。待会儿还会分析，我们会用数据来说明。因为国有企业在那里开采资源，税征得低低的，人家说你们汉族人来掠夺资源，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些资源都是国家的，国家要开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人家国家是怎么做的呢?人家是资源税征得高，然后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时候力度很大，所以，对地方来讲，有资源的地方都可以用这个钱改善自己的生产生活，非常好。
三中全会的时候，为了两个东西：一是城镇化，就是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可不可以上市交易问题，二是关于国有企业上交国家财政的比例是否需要大幅度提高问题。为了这个事情三中全会开会时内部吵得快闹翻了，中原地区有一个省的一把手竟然提出来，这两块东西如果放在三中全会决定里面我就辞职，我不干了，你说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可以上市交易，我地方政府主要是卖土地来生活的，我将来政府怎么运作，我还有钱搞建设吗。第二，很多大企业的老总，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他们之间有特殊利益关系。官员说，让国有企业上交财政大幅提高，这绝对是逼国企很快死掉，因为，目前大部分国企本来就是亏本或微利，你要强行这样弄的话，大部分国企就活不了，所以，你们要通过这个决定我就辞职。这个事情传到中央领导那里，领导很生气，通过秘书告诉那个省的领导，不要过夜，今天晚上就打辞职报告，明天一早就递交到办公室来。您想想，那个省的领导人敢递交辞职报告吗?肯定不敢递交，如果第二天交辞职报告，第三天中纪委就找上门。您在重大问题上如果不跟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话，那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对资源税等改革，特殊利益集团反对声音很大。这几年私营企业是很艰难的，国营企业还是很舒服的。
所以，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目前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之间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一方面，政治上对他们不是那么信任，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主席是少数民族的，副主席里面基本上固定化，就是由哪个民族来出任，哪怕是其他民族的干部再优秀也不行，完全是板结化、固定化，您说这样任用我们的干部，不是从贤能出发，这怎么搞得好呢?我是觉得少数民族的干部都是我们党的干部，政治上对他们为什么还要不放心呢?如果他们真的是党的好干部，跟党中央能保持一致，让他当自治区、自制州、县、乡的党委第一把手完全可以放心。人家如果跟党中央不保持一致，有民族分裂的坏心、异心，那就通过日常或重大事件的考验就清楚了，完全可以处理他。如果事实证明是非常好的少数民族的党的干部，就应该信任他。所以，我建议中央，一定要搞国民待遇。人家西方就是这样做的，从来没有对少数民族搞特殊的政策。当然，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宗教等等进行特殊保护应不应该?应该，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即使是多数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宗教等等也要保护啊。对他们的贫困问题加以解决应不应该?当然应该。哪怕是多数民族贫困问题也应该解决啊。但按人口的多少给不同的少数民族以特殊经济优惠或补助就不应该了，不仅在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之间人造了矛盾，也在少数民族之间引起了矛盾。卢梭曾经在《社会契约论》里讲得很清楚，法律是公意的表现，法律完全可以规定有特权，但不能指定给谁特权，符合什么条件的人可以享受什么特权，没有任何问题，但不能在法律里面指定给谁特权。可是，我们国家就不是那样，你看我们的刑法，一模一样的刑事犯罪，两个人打了架，但是判刑的时候，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的犯罪分子判的就不一样，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就特别轻判，所以，在天津卖羊肉串的新疆人就说我捅死你都不会判死刑，你信不信，非常地疯狂。我在全国各地的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系统就学校应急管理问题，包括内地少数民族班学校应急管理问题进行演讲，其中我了解了大量案例，少数民族内地班有中学的，有大学的，吃饭的时候有人插队吵架打架了，学校领导经常说别闹了，这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所以，叫汉族的学生赶快走吧，吃亏就吃亏，息事宁人，政治稳定是第一重要的，把一般的社会秩序问题，一般的民间纠纷问题，也说成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样的民族关系怎么搞得好?只是经济上给他们优待有什么用?人家根本不感谢您。
前一段时间我在加拿大做8场半巡回演讲，其中一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有香港和澳门的学生在那里听，提问时他说，施教授你能不能评价一下“占中事件”?我说可以，没问题。由于香港、澳门离开中国父母那么长时间，中国人总觉得亏待他们了，回归之前邓小平制定了特殊的优惠政策，香港、澳门，包括将来的台湾，不需要向中央政府交税，中央政府在那里的驻军的费用都是由大陆人民来负担的，大陆人民交的税和费。您看世界上有这样的事儿吗?你听说过吗?从来不会有的!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地方都要向中央交税和费的，不是只向地方交税，我们这样做了以后，竟然有学生说，你们光给我们税收优待有什么用，我们要的是政治权利，人家一点不感谢你。前不久，外交部和中联部有一个香港校董代表团访问北京，他们都是学校的董事，专门请我讲一讲《当前中国内政外交的几个热点问题》。人民日报叫《内参》，新华社叫《国内清样》，可以直接送到最高领导人那里去。新华社已经约我写关于香港方面的政策是否需要调整的《国内清样》文章了，但我一直很谨慎，占中事件一爆发他们就向我约了，究竟大陆中央对台、对港、对澳的政策怎么调整。我的一个基本想法，当然只是其中的一点，将来逐步取消它们的特别优待政策，实行国民待遇，因为你给他特权他不感谢你，一点作用都没有，反而造成特殊公民的心态。所以，我认为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搞在一起以后不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倒是激化民族矛盾，不加以调整解决不了。
10、社会节奏的加快和现代病的蔓延
随着改革开放向前发展，我们的社会生产节奏不断加快，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人们的心理没有很好地跟上，所以，造成各种各样的现代病，而且不断蔓延。现代病有个人的，也有集体的。个体的，比如说焦虑，人什么事情都想干，又什么事情都不想干，很焦虑。平时电话不断，忙的晕头转向，可是，突然哪一天叫你到湖边、山里去休养，那里电话信号不好，没有电话了，心里同样紧张焦虑得不行。甚至有的病倒了，住医院了，家里人不让他接电话，病人说这个不行，跟外面的世界都隔绝了。人与人之间缺乏自然的沟通，现代的人认识的人比传统社会里面多几十倍、几百倍，但是这里面到底有几个是可以交心的。知心朋友没多少，甚至有时候碰上重大事情的时候真的没有多少个人能帮你，这样的问题很多，甚至由于社会节奏的加快，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都搞得很紧张。传统社会里面女的虽然也有一个工作，工作好坏根本无所谓，家里主要是女人为主。本来是这样子的，可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渐不是这样不了，男女平等，女的在单位也要表现好，可是，家务谁做呢?集体焦虑，如，穷人焦虑，富人也焦虑，相互之间的矛盾斗争很厉害。现代病很流行，使得社会逐渐失灵，不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
施雪华简介：
教授，男，1963年12月生于浙江嘉兴，现任职于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施雪华是浙江嘉兴人，30岁就破格晋升为副教授，34岁就晋升为教授，35岁晋升为博士生导师，可谓年轻有为。他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活跃在我国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和社会学界，是中国较早并持续从事相关领域教育和研究工作的青年学者之一，他先后留学、访问过14个国家，主持过国内外重大、重点科研项目30多个，出版了6本个人专著，发表了中英文论文近300篇，给党政机关、大学、国外使领馆讲学300多场，更获得数十项国内外优秀成果、优秀人才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