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离职演说 振聋发聩的演讲

怀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离职励志演讲稿

2002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在杂志社干着。两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2004年人文学院成立，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当时我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又有时间搞研究，不想动。校领导说，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经历，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再说，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会一振呢。我只好笑着应了。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着第二届。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2009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选。

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说，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创新强校”的指标；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可以说，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招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政府、送礼攻关，争项目、要课题。这是大学境界、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忌，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我想到斯诺夫人90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政府看她生活比较艰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亦算是对斯诺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斯诺夫人谢绝了。她说：斯诺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们认定我们和政府没有利益关系，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不仅想方设法向政府讨钱，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不择手段。这一切，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为了学校做大做强！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这正常吗？

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希望领导格外关照；本部门的考评在学校里排了个第几、什么档次；如何通过搞关系、走门子达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间多关照，你这次帮我，我下次帮你……古人讲求劝人以德，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利”。我看清了，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再添个所谓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据只有一条“有奶便是娘”，说好听点是谓“谋食不谋道”。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这不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都算问题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已失去人们的信任。

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网上评“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最近我去东北讲学，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说起现今中国的教授、学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心。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现在的有钱有势者，都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学者这副“权力附庸”、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当你一回事儿。我亲历过一件事，2006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有位老师正在创作，说搞不懂，不予理睬。该副书记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厉批评，推迟验收。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对美院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林正在给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见，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不要说跟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质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们汗颜，不自重，又何以能让别人尊重。

在这种体制中，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我无法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无非利用手中资源，请掌握项目的官员、高级别刊物的主编、学界评委等来讲学，变相用公款行贿。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然后就可以在为学校、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发文章、得奖项，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评委。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关的利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但我不屑为之。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就决不随波逐流。

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预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

我选择了批判的态度，行动上便不会另行一套。2006年本科教育评估，大家无不反感，但学校要求评估组进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那天我是整个礼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假、这样贱？反感或反对，为什么不敢公开表达。2008年学校搞所谓“加速发展”的改革方案，小组讨论时我发表了不同意见，蒋书记要我大会上讲讲，我便在大会上坦言：如今之大学是“谋食不谋道”。2009年底续签增长20%的责任书时，我曾打算拒签，因此而下台也无所谓。为此找过蒋书记。蒋书记做工作说，你不签，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内要搞“三定”方案，到时会调整的。这样我才勉强签约。去年初学校开党代会，小组讨论有校领导参加，我本不想发言，大家一定要我讲几句，我便说，“一所大学设有党委，还要开党代会，这是人们习惯了的现实，但这是真正的大学之道吗？世界上还存在此种体制的恐怕也只有朝鲜、古巴了吧。没听说世界上哪所一流大学是在党委领导下成功的，也没听说哪个党委办出过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于与世界大学接轨，若不行，哪怕学学民国时的北大和西南联大也好，总在现行体制框架里折腾是没有希望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即这个意思。我不想发言，就是对当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讨论不感兴趣。”党代会后接着开教学工作会，吃饭时我坐在蒋书记边上想说个事，看到一拨一拨的中层干部来祝贺蒋书记当选，言辞阿谀，全是官场文化。我说不出口，坐至终席不发一言。近些年里，无论省领导还是学校领导的报告，我极少参加，不是摆谱，实在是听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语，坐不住。我任职期间向学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谓搞指标的“强校”方面，粗想大约有这样几条：引进人才的政策要适当灵活、宽松，否则难以操作白费劲；认真履行低碳节能，消灭长明灯、跑冒滴漏；撤掉学校的驻京办事处。对以上言行，有人说我敢直言、有见识，其实在我心里，只是遵循常识而已。目前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