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教育名言，近代名人谈教育的经典语录

关于教育，从古至今的名人无一不关注，以前你是不是看过太多的一条条罗列出来的名人名言，没任何名言背景，不知道为什么名人要讲这样的话？枯燥而无味。

下面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整理从清末到民国，从民国到新中国这些名人谈教育的经典语录：

旧大学里，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治校理念根深蒂固。随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和现实使命的自觉，西方教育成功的重要一点是“教育独立”，此观念一经引入，便深入人心，博得共识，成为近代中国教育进步最主要的推动力。

清末，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已提出了设想，其旨在摆脱政府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干预，保证学术、教育的自由发展。民国后，这一理念得以伸张。

1915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时即声称：

“我绝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半官僚的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公文，常常派一些一知半解的官员来视察，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1932年7月，胡适对国民党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酿成风潮，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在《论学潮》一文中道：“用大学校长的地位作扩张一党或一派势力的方法，结果必至于使学校的风纪扫地，使政府的威信扫地。”

为了这一理念能成为现实，教育界人士曾作过不懈的努力。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长期拒绝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党部干预校务的企图也多次受阻。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后，也拒绝国民党党部干预校务，拒绝开设政治课。

1920年，陈炯明致电陈独秀，请他来广州办教育。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任教育委员长的三个条件，第一条便是：“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陈炯明一口答应，陈独秀遂放下党务赴粤，学校中绝口不谈主义。

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党化教育思潮兴起。1928年颁布《小学暂行条例》，在公民科外，增设三民主义科，后合并，改名“党义”。

1929年8月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已无公民科地位，取而代之以“党义科”。因遭到教育界的普遍抵触，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此课三年后即取消。

即使在抗战之非常期间，教育界仍与战时体制发生着抵触。1937年抗战之初，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议及教育，仍申明“教育独立”意见：“其涵义有三：

一、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

二、政治的势力（党派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派势力的影响。

三、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1941年，接替罗家伦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顾孟余，上任伊始便宣明：“学术思想自由，一切党派退出学校。”

1946年，北大一旦复校，校长胡适便又重申：“希望学校完全没有党派。”

他在《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一文中直言：“学校是发展人才的地方，不是为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在今日民族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潮流之中，以传教为目的的学校更不容易站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