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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村娃到新锐作家,云南80后的成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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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村娃到新锐作家,云南80后的成长故事
在80后作家故事里,今天来讲述一个云南籍的80后,他叫甫跃辉。

 甫跃辉:1984年6月生,云南保山人。复旦大学首届文学写作专业研究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短篇小说见《人民文学》《收获》《上海文学》《十月》等文学期刊,被《人民文学》列入2011年度“新锐十三家”名单。小说集《少年游》入选2011年度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获得2009年度《上海文学》短篇小说新人奖、第十届华语传媒大奖年度新人提名奖,短篇小说《巨象》。来看看他的成长和创作经历。  腼腆,看上去习惯沉默。背着双肩包,站在新圆通影城的三楼上,笑起来非常爽朗。这是云南80后作家甫跃辉给我的第一印象。那是2012年的末尾,甫跃辉从上海到昆明参加高黎贡文学节,他是本届文学节的入围作者。  从保山施甸一个闭塞的乡村,到前沿都市上海读大学,毕业后到文学杂志社工作,业余时间创作小说,这是甫跃辉现在的生活,与中国绝大多数写作者一样,平凡而充实。但因为有着“王安忆弟子”“中国第一个文学写作硕士”等甜蜜的光环,甫跃辉备受关注。  最近,他的短篇小说集《动物园》出版,这已是他的第三部纯文学作品。对他的创作态度和才情,文学界前辈甚是欣赏,评论家李敬泽开玩笑说,他是“郁达夫转世灵童”,70后作家徐则臣甚至说:“他具备了在这个时代可能成为好作家的几乎所有条件:有才华,接地气,有故事。”  【闭塞乡村山里娃】  记者:你在一个隐匿于崇山峻岭的闭塞山村中长大,你和弟弟分别考上了复旦和北大,这件事在当地应该挺轰动的?  甫跃辉:确实引起一些轰动。我们那个地方,它还不像腾冲和保山那样的小城市,而是施甸县的一个小村,挺落后。我弟弟考上北大,之前有四五年,之后也有十来年,没有人考上北大、清华。复旦的话,我是我们那个村第一个考上的。  记者:现在看来,你们学习的驱动力源于何处?  甫跃辉:我们县的高中考上好点的大学的,要么是官员的孩子,要么父母是老师。像我家就是农民,我父亲是木匠,他们都是初中毕业,但他们挺开明。从小,我和我弟弟放学回家,都会帮忙干农活,比如插秧、割草什么的,当时没有其他同学那么好的背景,父母也非常鼓励我们,我们兄弟俩也互相鼓励。  记者:听说你和弟弟从小嗜书,闲暇时手中总有本书,这与生活环境有关吗?  甫跃辉:也没有那么夸张(笑),其实我们小学时候吧,读的书非常少,接触到的书也非常少。印象深的只有两本,都被我们兄弟翻烂了。一本是我爸到县城里,在新华书店买到的《儿童三百六十五日学成语》;还有一本是古典诗歌,从魏晋开始一直到宋朝,五言律诗、绝句什么的,看了一遍又一遍。高中时候才开始比较多的看书,《红楼梦》什么的都在看。那时候对文学开始有一些兴趣,但还没有分科,在我们那个学校,大家都会朝理科发展,但我就是语文比较好,高考的时候,我的语文成绩是全省第二名。  【从最熟悉的经验出发】  记者:认识你的人,都说你脑子里有一大堆故事,这些故事从哪里来?  甫跃辉:很多是想象的成分比较重。好多人也跟我说,我的小说的细节描写具体,画面感强,比如短篇《巨象》,我的好多朋友会对我说:“啊,这是你的真实经历呀。”我有个小说《鱼王》,开始发在《大家》杂志,它的来源特别简单,我很小的时候,我爸跟我讲过一个事,我们县有个很大的水池,他们就去抓鱼,有个渔网捕到一条很大的鱼,把渔网都挣破了,就这么一个事,非常简单,就成了我的一个中篇小说,有些事会永远存在你的心里。  记者:读书、学习、写作……都是挺耗神的,你通常怎么去放松自己?  甫跃辉:我也没什么事,上班看稿,闲时就看看书、写小说、睡睡觉,中午打打兵乓球,喝酒呀这些事非常少,女朋友非常理解(笑)。  记者:写作者所写的内容,通常都绕不开故乡的风物和人事。比如,你小说中的柳浪镇、天和镇,以及不知生长了几百年的香樟、笨头笨脑的石桥等,它们有原始的参照物吗?故乡对你的小说创作有哪些深刻影响?  甫跃辉:就像你说的,许多写作者也会这样用。鲁迅有鲁镇,莫言有高密东北乡,国外的作家也很多,到了70后的作家,也还用,80后也有许多人弄,许多人都会用什么镇、什么村,并不是说这种方法落后,但别人已经用过太多了。某一个地方,它可能会让你的小说有特点,但不是说每部小说都要用那个地方,如果那样,我会觉得俗套。但故乡确实对我的写作有很深的影响,开始创作的时候,人都会从自己最熟悉的经验出发。  【写作专业不是培养作家的】  记者:流行观点认为,写作才华是先天所赐,无法培养。但你的身份却很特殊——中国第一代文学硕士,师出名门,是王安忆的学生。你怎么看这种“甜蜜的负担”?  甫跃辉: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老觉得这是个伪问题。大众可能有一个误解,都认为复旦那个文学写作专业,是培养作家的,实际上,这个专业是教写作的,不是培养作家的。教写作和培养作家完全是两回事,相对来说,为什么大家不说数学系是培养数学家的?数学系有几个数学家,物理系有几个物理学家呢?历史系出来就是历史学家,哲学系出来就是哲学家吗?不可能,是吧。它跟跑步一样,每个人都会跑,但不能每个人都成为刘翔,但刘翔依然是需要有教练的。写作专业,就是教一些写作的基本规律,至于你能不能成为作家,那还要看你自己的修为和历练。任何东西,都是需要先天和后天的结合才可以。  记者:王安忆对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到目前为止,你在写作上的一些困惑,能从她那里找到答案吗?  甫跃辉:影响确实很多。老师对学生的影响会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除了写作专业上的东西,还有一些为人处世、人格上的影响。至于写作的困惑或者说焦虑,我认为具体在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内在的,我常会问,我要怎样才能把这个小说写好?我能不能有突破?我知道一个事,但想象中和写出来的却往往不一样,想象美好,写得却很烂,想要表达的,表达能力往往达不到。有些表达出来了,思考却不够深,比如思考“死”,太多太多人想过了;比如爱情,要写好,真的太困难,这种内在的困惑,任何人都帮不了你、解决不了,只能靠自己更多阅读、更多思考。  可能还有一些外在的东西,对写作来说根本不值一提,但常常也会困扰着许多人,发表在什么刊物,印发了多少,收到什么影响,获得什么奖项,按理说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但人毕竟都是世俗中人,总会想这些,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去理解、平衡、看淡。像获奖呀、发表了什么文章呀,王安忆老师绝不会在任何场合提起。  【写之前不考虑读者】  记者:据你自己的分析,从成名史看,王蒙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路遥有《人生》,王安忆有《雨,沙沙沙》,余华有《十八岁出门远行》,徐则臣有《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等,都是写青年的,到了80后,就成了“青春写作”,在你看来,写青年(比如你的《少年游》)和青春写作,本质上的区隔在哪里?  甫跃辉:(笑)实际上非常难区隔,但一定是有区别的。比如王蒙,他写的也是青年,这样的作品,跟青春写作就不一样。这可能跟每个人的生活经验不一样、教育不一样有关。80后,就多会写校园,可能跟我们受娱乐文化的影响有关,包括琼瑶剧的影响呀, 写出来的作品都比较雷同,剧情都比较狗血。忧郁呀、患绝症呀,等等,尽管没办法说出区别来,但读过后还是能感觉到。  记者:你说,以郭敬明为代表的“80后作家”的读者,大多是独生子女,自恋自闭,自伤自怜,又卖乖耍酷。无论何种态度,都是为了向周遭的社会表现自己的独一无二——他们在自己的小家庭里本就是独一无二的。郭敬明的小说,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而出现,却缺乏像苏瓷瓷那样的80后作家一样,对青春生命有深度阐释。你写作会考虑读者吗?你在文学的路上,一直坚持的东西是什么?  甫跃辉:我一直在坚持的,就是我跟你说的,怎么把自己思考的东西,更好地表达出来,把你想的,真正写出不同于别人的看法。至于说读者, 我是从来不考虑的。有些读者给我的一些反馈意见,有时候我会觉得很扯淡,当然,有时候也会遇到知音。  记者:也就是说,在对纯文学价值的追求和对名利粉丝的追求之间,你选择前者?  甫跃辉:对呀,也谈不上什么名利吧。你要给我10万、20万、100万,让我去写郭敬明他们写的那个东西,我也写不出来(笑),每个人的经历、思考都不一样,不是你想要怎么样,就能怎么做。写作是对认知世界的表达,并不是说,我对世界的认知是一个样,我的写作又是另一个样,不是的。没有那么伟大,也没有那么玄妙。 都市时报:有没有一个梦想,这样一直写下去,今后要怎样?  甫跃辉:(笑)我当时被保送读研的时候,面试,老师问我一个问题,你要写到什么程度?我总不能说写得很差吧,当时我就瞎胡扯,说要写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程度,老师就看了我一眼。我是开玩笑似的就这么说了,人家那是世界超一流的作家,要达到那个水平,99.99%是不太可能了。我说的不是名利上的追求,而是对世界的一种认知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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